俞兆鹏    作者为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6年9月至1961年8月，我在复旦大学上学五年。这五年时光，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可谓名师荟萃，大家云集。老师言传身教，同学互相学习促进，塑造了一个学术氛围浓郁的环境，至今令人十分怀念。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想把对老师们和同学的回忆写出来，以飨读者。

图 |复旦大学历史系1961年7月师生合影。一排：朱永嘉讲师（左二）、胡绳武系副主任（左五）、周予同教授（左七）、周谷城教授（左九）、谭其骧系主任（左十）、赵人龙讲师（左十一）、金冲及讲师（左十二）、邓廷爵讲师（左十三）、李沨讲师（左十四）。三排右五为学生俞兆鹏

一、校园在大力发展，一派欣欣向荣

       1956年初，中国的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这时，毛泽东主席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今后工作的重心应转向经济建设。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又指出：现在我们要搞科学、搞技术革命，要在较短时期内造就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更多普通知识分子。同年4月，他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为了适应国家发展形势的需要，1956年高考扩大招生名额。我就在这一年的8月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级共有85名学生，其中极大部分是调干生，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10多人。当时国家并不富裕，粮食实行计划供应，但却优待大学生。我们读书不用缴学费，还每月发给12.50元的伙食费，吃饭不定量。经济困难的同学还可分别申请每月2元、3元、4元三等助学金。

当时，复旦大学的校园并不宽大。我们年级住在学生宿舍10栋。学生宿舍四周以竹篱笆当围墙。学生宿舍与教学区之间还隔着大片荒地，为扩建校舍正在大兴土木，平整土地时常会挖出棺材和尸骨。后来这里新造了物理二系的原子能楼。

       随着高教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当时的政治环境空前轻松。人情振奋，教师积极讲课和进行科学研究，能自由地发表个人的学术见解，学生也努力学习，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前途光明。

当时历史系共有50多名教师，其中有14名教授、2名副教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师级的著名教授特多，学生们为此感到自豪，对老师十分崇拜，上课皆能专心听讲，老师们也各显风采，令人难忘。

二、老师们风采各异，专业造诣深厚

        原先历史系主任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蔡尚思教授，后来系主任换成了中国历史地理权威专家谭其骧教授。

       给我们上“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经学史”课的是周予同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经学史专家，曾任复旦大学教务长。他身躯微胖，口才很好，上课时常穿着一件青灰色长衫，头发梳得光光的。当时全国高校尚无统编教材，他上课前先发给我们油印课文，讲课时总要在黑板上把大量资料抄给学生。除了讲课，他更重视给学生介绍学术动态和学习方法。他说研究历史必须懂得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种学、民俗学、考古学、建筑学、文学艺术、哲学、古汉语、外国语，并具有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争取成为历史学家，他常称学生为“小专家”。他说学历史大有可为。记得1956年11月2日下午，他曾向同学们介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12年（1955—1967年）远景规划：综合大学将有历史系学生7500人；将培养综合大学教授600人、讲师700人、留学生575人（其中2/5培养成博士，3/5培养成副博士研究生）。周予同教授有个美女助教贺卓君，她在给学生上辅导课时，因见许多学生年龄比她大得多，常羞得满脸赧红。

       同学们最喜欢听周谷城教授讲课。周谷城先生著有《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大书，又是毛泽东主席的同乡、同事和老朋友，名气极大。他来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有时还提着手杖，洋气十足。他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但说话很风趣。他给我们上“世界上古史”课，一上来就以缓慢的速度一字一句地念讲稿，便于学生笔记，讲义十分精简，也不需要解释。念完讲稿，他就海阔天空地给学生讲学术动态和自己的见闻。当时他正与人开展形式逻辑学的辩论，曾连续发表十论形式逻辑的文章来批驳论敌。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他既不同意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也不赞成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认为西汉还是奴隶社会。这里我们不论其观点的是非曲直，其学术研究的独立自主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周谷城先生知识渊博，有时还大讲他对甲骨文的新见解。他常以“博大精深”四字来鼓励学生多读书。1957年3月21日毛泽东主席约见周谷城谈话，次日上午上课时，他就向学生讲他与毛泽东会见并一起游泳时的细节，非常有趣。
       讲“世界中古史”课的是耿淡如教授，他形象慈祥，为人低调，自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齐思和教授的同学。他上课时，先一板一眼地念完自编的讲义，让学生记录，然后再进行解释。他所讲内容全是自己的研究成果，绝不人云亦云。讲“世界近代史”的是程博洪副教授，湖南人，据说是程潜的儿子。他身材不高，声音粗豪，讲课极其认真用力，有时讲得满头大汗。讲“世界现代史”的是靳文翰教授，他瘦高个子，讲授的内容也很丰富。
给历史系1956级学生讲课的大教授还有王造时、陈仁炳、田汝康、陈守实等。王造时是著名党外民主人士，是1936年因抗日救国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苏州监狱的“七君子”之一。他精通欧美历史，为我们讲授“美国史”和“黑格尔历史哲学”。陈仁炳也是著名党外民主人士，又高又胖，为我们讲授“英国史”。田汝康教授又胖又黑，还戴着黑色宽边框眼镜，他为我们讲授“印尼帆船史”，实际上是讲东南亚交通史。他学问兼通中外，讲课时引用文献资料丰富，使我们大开眼界。陈守实教授形象干瘦，他为我们讲“中国土地关系史”。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老教授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熟悉，而陈守实先生却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态度十分严肃而虔诚。历史系还有一个大师级的教授胡厚宣，是我国研究甲骨文的权威专家之一，可惜他未给我们讲过课。
      给我们讲课的还有许多中青年讲师。讲“中国古代史”的是邓廷爵、吴应寿两位讲师。邓先生讲课语调激昂，引用史料十分熟练。吴先生讲课时眼睛不大看学生，思想全部集中在讲课的内容中。讲“中国近代史”的是金冲及、胡绳武两位讲师。金先生年青有才，讲课嗓音清纯，条理分明，逻辑严密。胡先生戴着副近视眼镜，讲课水平也很高。后来，金冲及与胡绳武还合作写了《辛亥革命史》。赵人龙讲师为我们讲《中国农民战争史》，当时这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李沨讲师讲“考古学通论”，还带我们去上海郊区马桥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朱永嘉讲师只给我们讲过一些明史的辅导课，他身材较高而虚弱，中气不足。还有一位徐连达讲师，虽未给我们讲过课，他治隋唐史，是我三年级时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所以我记得他。

       值得一提的是为我们讲“中国文学史”的中文系两位副教授赵松庆、刘季高。赵松庆蓄着覆颈长发和垂胸长须，一直穿着一件陈旧的黑色长衫，说话声音很小。但他学识广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学贯中西，懂多种外语，熟悉自然科学，论著写而不发。他无家属，夜睡地板书堆中，年纪不小，却还是个副教授，同学们把他看作是一个神秘的怪人。刘季高主要讲“中国文学史”后半部分，讲课水平也很高。
       学校还常请客座教授来为我们讲课。如，曾请厦门大学王亚南教授来给我们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级差地租的内容。又如，请浙江师范学院（现已并入浙江大学）的夏承焘教授来给我们讲宋词。他面色黝黑，带有浓重的温州口音。在他选讲的宋词中，最使我感动的是那首苏东坡悼念其妻子王弗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学校还请外国专家来为我们作专题演讲。如，曾请一位苏联教授来讲“俄国史”。他用俄语讲课，旁有一男青年教师当翻译。又如，曾请埃及教授艾米尔来讲“埃及史”。他用英语讲课，旁有一位身材苗条、穿着淡蓝色士林布旗袍的青年美女当翻译，听说她是大科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大家称她“周小姐”。
       除了历史专业课外，还有公共课程。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的是樊莘生、薛维新，讲“政治经济学”的是郭景仪，体育老师是杨易植，俄语老师是朱宪伦、经少英。记得我们曾和经济系1956级的学生合班上“政治经济学”课，曾和历史系1957级的学生合班上体育课。体育课的训练项目很多，同学们学得最艰苦的是跳箱、木马、翻墙与垫上运动。在与历史系1957级同学一起上课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们班上的几位知名学生王知常、樊树志、姜义华等。尤其是王知常，外貌像个小老头，能说会道，十分活跃，他不修边幅，经常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军衣。
       除了基础课和外语、体育课属于考试课外，其他都是考查课，写一篇学习心得或读书报告即可。当时考试方式和成绩评定是学苏联的口试和5等记分制。记得在一次“中国古代史”期终考试时，我在题筒中摸到了两个考题：一是解释古文“微禹，吾其鱼乎”；二是当场画出春秋时期各国疆域图。结果我因画春秋各国图不够准确，只得了4分。体育课不及格要留级，尤其是规定学生必须通过万米长跑测试，记得在1957年12月29日上午，我竭尽全力，以49分钟跑完了万米，终于得到了及格。

三、同学们和睦相处，学习热情高涨
       由于受到高教事业蓬勃发展大好形势的鼓舞，同学们学习都很用功。上课时大家都拼命地记笔记，唯恐漏记一句。每天晚上，大家一吃完饭便匆匆赶往图书馆或教室去抢占座位进行夜自修。图书馆中有开架阅览室，可随意取书自学。因为老师布置的课外读物极多，仅入学后头两个月中，被指定的参考书即达199本，其中30本为必读书，还要考试。为了使学生对古籍有感性认识，老师还组织学生参观“中国古代史史料展览”。同学们有大量书要读，个个忙   得不亦乐乎！最典型的如王超同学常避开众人，不知躲在哪里日夜不息地读书，大家称他为“拼命三郎”。
       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为了锻炼同学们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基础课和公共课的老师常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事先每人按讨论题目写好发言提纲，然后在课堂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同学展开激烈争论。如“政治经济学”课曾举行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的课堂讨论，同学们就会事先去读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内容。除了课堂讨论外，同学们还常在寝室里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有的同学还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新见解。如方格成同学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为殷纣王这个亡国昏君翻案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不满足于听课和考试，都想独立进行史学研究。如朱瑞熙同学曾写了一篇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女领袖周秀英的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孙言诚同学常有独立见解。李谷鸣同学最喜舞文弄墨。我因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末黄巢起义史实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便从1957年开始研究黄巢起义，后来写成《黄巢起义史》一书，成了我正式出版的处女作。
       历史系同学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娱活动。当时学生会组织有国乐团，我曾参加《春江花月夜》古典名曲的演奏，主要是吹笛子或拉二胡。还有话剧团，历史系高年级学生曾演出过全本《秋瑾传》。历史系1955级学生中有两名业余画家王春瑜、陈达林，王春瑜还举办过个人的国画展览。
       历史系1956级学生个个意气风发，同学之间相处比较和谐。有时在春花秋月之夜，几个知心同学常会躺在登辉堂（今已改为相辉堂）前的草坪上，望着天上星星，或高谈阔论，或抒发理想，大家一心只想当专家教授，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也雄心万丈，曾发出豪言壮语，赋诗说“未来史家常自许，著作胜过司马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同学们对自己期望很高，信心十足。

      我觉得，复旦大学掀起教学与科研的高潮，主要是在我入学的头一年。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接连开展整风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学生们用了大量时间去参加政治活动和下乡下厂劳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虽然如此，但毕竟没有完全停课。从总体上看，复旦大学浓厚的学术气氛和教师们严谨踏实的学风的熏陶，仍对学生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至改革开放后，历史系1956级的毕业生中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学者。如，朱瑞熙成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员，还曾被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兴成了复旦大学教授，后又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他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家。庞树奇成了上海大学教授，对重建和拓展社会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王超成了南京大学教授、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名专家。孙言诚成了齐鲁书社的总编，编辑出版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书籍，他自己也发表了不少论著。杨青联合国内著名学者创建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并出任秘书长，他自己也成了研究闽学的专家，2014年出版了个人文集《古榕须根》。祝求是在宁波市广播电视大学任教，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2014年他以86岁的高龄还出版了《张苍水海上春秋编年辑笺》新著……至于我，也成了南昌大学教授，发表出版了500多万字的史学论著，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研究生导师，还受中央文史馆之聘担任《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西卷》的主编。( 责任编辑 |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