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华明    杨 菲

从抗战全面爆发开始西迁到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同济地下党组织先后3次重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学子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由此可见，更说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12月，中共同济地下支部第三次恢复重建。1947年8月，在上海市学委和国立大学区委领导下，中共同济总支成立，同济医学院学生庞其方任书记，同济川沪两地进步力量从此实现了实质性的会师与融合。1947年11月，在同济爱国学生运动的上升期，上海市学委派乔石担任同济党总支书记，庞其方改任副书记。以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为背景，在乔石领导下，同济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同济终于成了上海的“民主堡垒”之一。其中，“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以下简称“一·二九”运动）更是声震全国。正因如此，同济学运遭到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关键时刻，乔石受命出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之职，将上海包括同济在内的已经暴露的学运骨干（包括部分学生党员）转移至解放区，从而避免了进步力量的损失，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储存了新生力量。

一、同济“一·二九”运动后的学运形势

1948年1月29日，以同济学生为首的上海进步青年学生，高举“反迫害、争民主”旗帜，展开了一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同济学运也因此遭受重创。在“一·二九”运动中，同济学生被捕97人，先后受到各种迫害的达166人，半数党员、大批积极分子被迫撤离学校[1] 。为此，同济党总支还在1948年4月初组织了“惜别晚会”。部分学运骨干虽未暴露身份，但因形势恶化，随时都有被捕危险。1948年2月，国民党保密局在京沪线戚墅堰区段查获的一“奸匪日记”中发现同济与“奸匪”联系的资文斗、曾启光等10人已被校方勒令退学，汪锡羽、肖成等33人仍在校[2] 。显然，这些已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的学运骨干都必须尽快撤离，转移至解放区。因为严守党的纪律，“一·二九”运动中又得到了同济党组织的掩护，乔石一直没有暴露身份。这就为他继续留在上海，继续领导同济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安全，避免无谓牺牲，并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储备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市学委已开始筹建地下秘密交通线，准备将部分已经暴露的学运骨干转移至上海附近的解放区。为此，上海市学委决定，由教会大学区委书记吴康兼任上海市学委委员，分管秘密交通和保卫工作。1948年春，面对人多而交通线少的矛盾，上海市学委决定开辟新的交通线。考虑到同济党组织面临的严峻现实，以及1945年夏乔石曾在贺崇寅的带领下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当时化名胡诤）[3] ，有相关经历，上海市学委决定将开辟从上海到安徽无为皖西第四军分区的交通线（即皖西交通线）[4]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同济党总支负责。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学委的指示，乔石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医学院党支部。医学院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将该任务交给新生院学生自治会理事、刚加入党组织的宣俊（后改名方远）[5] 。在李云翔的具体领导下，几经努力，方远开辟了皖西交通线。具体路线是：上海-南京-芜湖-裕溪口-巢县（巢湖）-皖西第四军分区城工部[6] 。

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的法西斯专政。1948年6月29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对爱国学生“与其养痈遗患，不如操刀一割”，扬言要“当机立断，斩草除根”[7] 。面对白色恐怖，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上海市委计划撤退、输送2000名干部（职工1000人，学生、教员1000人）进入解放区，目的是为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贮存力量。根据上级党组织部署，为对敌人可能的最后打击有较充分准备，同济党总支还在党内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胡昌璧回忆：了解到国民党可能在暑假进行大逮捕，总支在1948年6月底对党员进行了一次气节教育。我记得在6月底的一次支委会上，乔石明确指示：如果（我们）被捕了，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要进行英勇斗争；敌人可能（对我们）进行严刑拷打，但不管敌人怎样残酷迫害，（我们）不能给敌人写任何书面东西；敌人可能假释放（我们），但（我们）出来后不能找组织联系，组织会进行各方面调查与审查，如果确实没有问题，组织会派人联系你们的[8] 。鲍世宰则回忆：在总支委员会议上，王光华和乔石代表上级组织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党内代号，要我们牢牢记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据此同组织保持联系。最后我们全体委员在他们的带领下一同起立，举起右手，举行了庄严的“革命气节宣誓”，决心在任何时候坚持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绝不背叛革命[9] 。

形势逼人。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明确指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10] 。同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关于应付蒋匪大批逮捕各地学生的指示，强调“蒋匪已在各地大批逮捕，且将继续疯狂进行。请即进行紧急措施，即将工人、学生及其他方面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尽量撤退，无法撤退的，即设法疏散，切勿犹豫”。果不其然，几天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就实施了“八二六”大逮捕。

中共中央上海局随即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将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疏散到解放区和农村游击根据地。显然，将已经暴露的学运骨干尽快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同济校园转移至解放区也成了同济党总支的首要任务。这时候，同济在地下交通方面已具备一定经验和基础。方远作为皖西线交通员，同时又是同济文科院系党支部的联络员，将从同济直接接收的撤退人员转到交通部门后，就立即输送、转移到解放区。1948年7月初，同济第一批包括王宗恕、张彩珍、易守静、李发弟、梁寿益等在内的十余人，就已经通过方远开辟的交通线进入巢县（巢湖）境内银屏山根据地。也是在1948年7月，方远的党组织关系转出同济，成为上海和皖西第四军分区间的专职地下交通员 [11]。

二、临危受命，

出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

综合各方面因素，由同济党总支书记乔石具体负责上海市学委总交通工作，显然比较合适。1948年7月，根据上海市学委的安排，乔石暂别同济，出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直到1948年底回到同济[12] 。鲍世宰回忆：1948年7月，我像往常一样去参加总支委员会议。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那些人，然而会议的内容不同寻常。王光华和乔石首先以兴奋的神情传达了党对形势的分析，指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王光华还向与会同志通报了刘效林从同济转移回四川途中跌入山崖、不幸遇难的情况，大家起立默哀悼念。这次总支委员会议也是以乔石为首的同济党总支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因为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乔石就暂时调离，负责上海市学委总交通工作[13] 。

乔石则回忆：开始从事交通工作时是上海市学委的吴康领导我。1948年9月，由于进入皖西解放区的人员逐渐增多，需要有人协助当地军政领导机关，将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学习，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管理。吴康同我研究并报上级同意后，在进入皖西解放区的人员中建立了临时工委。该工委由大同大学地下党员李名扬（当时化名李少堂）负责，同济地下党员凌受通、何长城参加 [14]。李云翔回忆：我于8月初离开上海到苏北后，用两个多星期时间建立了在解放区“内线”的淮南站。此后，直到9月21日，吴康通过在上海外线交通联络员带着他署名的介绍信进来同我联系。从9月24日起，介绍信改为吴康和郁正明（即乔石）共同署名了[15] 。10月，吴康离开上海赴香港学习后，地下交通工作改由钱李仁领导。乔石回忆：当时，被安排进入解放区人员的关系，一般均由吴康或钱李仁交给我，由我往下安排交通员带走[16] 。

2011年，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家伦（左二）、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祖翼（左四），同济大学党办主任冯身洪（左五）、校史馆馆长喻大翔（左一）等专程赴京，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乔石及其夫人郁文（左三）

交通工作转入以“内线”领导为主后，在解放区内的工作由各条线的交通站统一领导，在“外线”（上海）基本上为两个系统，其中之一就是钱李仁、乔石负责包括顾金德在内的一批外线交通员。皖西交通线上的交通员最初只有方远一人，后增加了同济的庄克（原名赵仁保）、耿光锦、冯立文、张荣昌以及交大的赵群（原名羊凯）[17] 等。

据六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研究，撤退进入皖西第四军分区的有178人[18] 。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同济转移至解放区或游击区的有近90人，其中48人转移到了皖西第四军分区[19] 。同济工学院陈智威和彭少武是同班同学，又是学运中的亲密战友，两人计划在1948年夏毕业后一起去找凌受通，准备到解放区去。就在等待交通员前来接洽的时候，他们遇上了“八二六”大逮捕，彭少武不幸被捕，陈智威侥幸逃脱后转移到了皖西第四军分区。当然，经乔石批准，经由同济党总支开辟的地下交通线撤往解放区的不唯同济学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新民晚报》党总支书记的杨志诚回忆：我四妹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读期间，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还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并秘密入了党。后因身份暴露，经乔石同志同意，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在学生运动中暴露的同志一起转移到皖西大别山区，参加了李先念同志领导的革命队伍[20] 。

笔者认为，乔石在出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期间仍兼任同济总支书记之职。据《同济大学史第一卷（1907～1949）》，乔石就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后，凌受通、鲍世宰因被列入黑名单先后撤离，组织上决定庞其方继续担任总支领导。庞其方原为同济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继续担任总支领导”可理解为“继续担任同济党总支副书记”，这也和同济馆藏庞其方人事档案中的相关记录相符。又据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翁智远、董鉴泓、熊同舟、肖友瑟、赵明洲5位地下党员集体回忆：乔石在负责输送被迫害离校的同学去解放区后，又回到了同济党总支书记的岗位上来[21] 。乔石本人则回忆，他就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直到1948年12月[22] ，到同济继续负责党总支的工作应在此之后。这和同济馆藏史料《解放前同济党组织情况调查报告》中的“1948年12月乔石回到同济负责党的工作”相吻合[23] 。又据同济馆藏史料《同济支部一年工作总结（1948年10月～1949年10月）》：1948年11月，乔石继续领导同济党组织。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同济大学党的组织情况（供审阅参考稿）》也称，乔石在1948年9月“被调回同济”，继续担任同济党总支书记。因为鲍世宰、凌受通等已经撤离上海，同济党总支成员再度进行了调整，工学院入党不久的冯泽被任命为总支委员。冯泽回忆：1948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乔石先后两次召开工学院年级党小组长联席会议，研究、部署秘密社团的组建工作。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陈太顺、白巨源和冯泽3人，地点是静安寺附近党员朱启泉家的小楼上[24] 。

关于乔石在同济的这段经历还可从河南大学校史中得到印证。解放战争时期，河南大学曾迁至苏州。当时，上海、苏州的地下党组织和其他进步社会团体以各种名义到河南大学慰问座谈，了解情况。当上海市学委了解到河南大学没有党组织随校迁至苏州时，便于1948年8月派同济地下党员彭鑫前来开展工作，河南大学工学院学生王正斌就是这个时候被发展入党的[25] 。彭鑫是同济工学院学生，后撤退到了皖西第四军分区。据河南大学校友薛进明回忆：1948年10月我入党后，因为河南大学尚未成立支部，我的组织关系是在校外的。后来，上海同济地下党总支书记乔石同志派人来我校发展党员。于是成立河大地下党支部，由中共苏州工委领导，我也是支委之一 [26]。

综合分析，乔石在出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服从上级党组织安排，并没有卸任同济党总支书记一职。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任务的轻重缓急，乔石在这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就是“交通”，他也因“同济党总支书记”之职的需要回过同济，并开展了相关工作。事实上，乔石在担任上海市学委总交通期间，主要任务是负责“外线”，他的工作地点仍然是在上海：在上海接收需要转移人员，然后交地下交通员秘密带往解放区。这也是上级党组织没有让他卸任同济党总支书记一职的一个重要因素。2020年6月，笔者通过曾任上海市学委委员的陈一鸣之女陈庆就这一问题请教时任国立大学区委副书记浦作。浦作明确表示，事实的确如此。

三、乔石关于同济“一·二九”运动的总结

1949年2月，乔石调任沪北区委新市分区委副书记（1949.2—1949.5），负责联系、领导同济党组织，同济党总支书记改由胡昌璧担任。从此，乔石离开同济，以上级党组织联系人身份指导同济学运，直到离开上海转赴杭州。

乔石领导的同济“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济“一·二九”大楼、“一·二九”礼堂也因此得名，并沿用至今。为纪念在“一·二九”事件中受到迫害的爱国学生和民主革命时期献身的同济英烈，同济还在“一·二九”大楼旁修建了学生运动纪念园。该纪念园已成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成为同济师生、全市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但必须指出的是，运动中存在的冒险倾向使同济爱国学生运动受到重创，甚至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周恩来在《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就明确强调：“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根据最近上海来的材料，党的准备工作及学生运动情形，都有此冒险倾向[27] 。”为此，上海市学委、国立大学区委和同济党总支及时总结经验，既反对盲目急躁，又反对消极退缩，开展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乔石在“一·二九”运动后起草了《国立同济大学“一·二九”运动总结》，对“一·二九”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与分析。在这份总结中，乔石用了较长篇幅详细陈述了同济“一·二九”运动存在的不足，认为：当时以完全压倒的优势击退了同济校长丁文渊的干涉、胜利完成（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改选后，在总的目标下，同济党总支已算基本完成任务，应当抓紧时机，以胜利姿态主动结束这个事件（小的代价，大的收获），保护成果，再到群众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以便在未来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当时，同济党总支忘了最大的任务，竟把目光放在两个被开除的同学身上（指杜受百、何长城），迎合了中间群众的暂时的利益而向敌人继续进攻，得不偿失。简言之，就是在同济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成功改选后，同济党总支就应及时收缩，保持成果，待机进攻。乔石甚至认为，因为后期犯了冒险主义错误，整个“一·二九”运动是基本失败的，以致于同济在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中显得乏力[28] 。

此外，同济部分学运骨干的相关回忆也印证了乔石的自我批评。鲍世宰回忆：（准备赴南京）请愿前两天，乔石等领导就按照单线联系原则，分别找到我们，传达党关于斗争策略的指示，嘱咐我们利用请愿形式迫使敌人作出一定让步之后，及时结束这场斗争，以巩固胜利 [29]。孙干亨、孙仲连则在“一·二九”血案后意识到，如果继续坚持下去（指“硬碰硬”），害多利少[30] 。遗憾的是，“一·二九”运动后期还是偏离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以致遭到了重创。既然遭到了重创，同济党总支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撤退被开除以及被逮捕后被营救出狱的学运骨干。所以，上海市学委指派乔石任地下总交通，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开辟通往解放区的交通线，尽快撤离同济包括其他大学已经暴露的学运骨干，也就顺理成章了。

1999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在论及同济“一·二九”运动中进步学生力量受到损失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中共同济总支在领会落实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上有差距，对斗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策略掌握上不够灵活，如采取无限期罢课的方式显然不利于团结中间学生和教师。此外，市学委和国立大学区委负责人亲临斗争现场，虽然最后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全力掩护下都安全撤离，但万一发生意外，将对今后工作造成严重影响。为此，上海局、上海市委在同济“一·二九”运动后作出了领导干部不要轻易到斗争现场的规定。

乔石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针对“一·二九”运动所做的总结，内容之全面、自我批评之深刻，不仅有助于党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也凸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实事求是精神，令人动容。显然，这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今天的共产党人认真学习和深刻思考。

（章华明为同济大学校史馆馆长、教授；杨菲为江西中船航海仪器有限公司助理政工师）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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