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俊昌/口述   沈葵 徐小满/采访   徐小满/整理

编者按: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吃饱饭活下去，摸黑集聚村西头一间茅草屋，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上述内容的“大包干”协议。寥寥数语却掷地有声的宣言，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改变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命运。40年来，有“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小岗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首往事，作为当年小岗村的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仍是感慨万千。本刊特选刊其口述《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一文，重温敢想敢干勇于实践的“小岗精神”。

据悉，此文已收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旅——安徽凤阳、肥西农村改革亲历者口述史》一书（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口述史丛书），即将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出版。

我这个生产队长的头号任务：让小岗村百口人填饱肚子

回忆当年的经历，我没有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基本上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没有出现逃荒要饭的现象。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以后，群众的生活被破坏了，政府的大好形势也被破坏了，到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三年困难时期小岗上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我当时才十八九岁，我没有饿死掉，可以说什么都吃过的，那真是从死人窝里爬出来的。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了很多人，就解散了过去“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劳动形式。人都饿死掉了，还一天到晚搞假大空，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大锅饭不能再吃了。当时有个妇女,她家丈夫、孩子都饿死掉了，她怨天、怨地、怨我们的党的干部，她说我们家男人、孩子饿死掉了，干部家的老婆怎么还能生孩子呢？她恨得说，我如果有能力，我把干部家的孩子肉割来炒着吃。我（听到她说的这些话）头皮都麻了。我说天啊，一个女同志为什么能恨到这种程度？我哪天如果能当上干部，我要死在群众的前面。干部搞特殊，没有死掉，活着他会受到人民的痛恨，这是一种阶级恨。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根本不答应。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还要处什么对象。

1961年我成家了，我家属她确实可怜，兄弟姊妹都饿死了。我当时跟她说我不能和你成家，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跟我在一起早晚还是会饿死的。她说，天下老鸹一般黑，我跟哪个在一起不挨饿呢？我有了丈夫，我就有了依靠。我能够死在丈夫面前，我就知足了。我一听她说得这么惨，我不能再拒绝了。她搬过来，到我这一件衣裳都没有。那时候一人才发三尺布票，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有一次我老婆饿得在家直接瘫掉了，我马上抓了一把面，放点水搁锅里搅搅，搅点面糊子，喂她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她爬起来了。

毛泽东说过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那时候小岗生产队为什么干不好？关键是“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形式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在这种生产形式下勤劳人受打击，懒汉受表扬。为什么懒汉受表扬呢？小岗上年年不断有工作组来，但是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来抓形式，搞一些形象工程。我当时就反对这种做法，我当干部，坚决不搞特殊化。因为我不愿意搞特殊化，所以我后来不当生产队干部了。

1977年底，庄稼还没收完的时候，梨园公社有人找到我，问哪个是严俊昌？我说:我又不是干部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小岗这一两年的生产还是不行，担子你还要担起来，我们了解了，你当干部不搞特殊化，你又不能去要饭，那还不给你饿死了，你这次再干两年（生产队长），你全家的生活，我们公社包了。我说我要当生产队长，我就不要你包，换句话说，我要你包我全家的生活，我吃饱了，我挨群众骂。我不要公社给的任何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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