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民进中央原副主席）： “健康第一”是1950年6月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学生健康状况后，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接着，他们两人又就健康问题进行多次磋商，毛泽东遂于1951年进一步把“健康第一”确定为方针。从那时起，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延长，许多省市从1949年的人均寿命40多岁增长为今天的80多岁，翻了一番。2018年经全国人大审议，把过去的卫生部、卫计委改称“卫健委”。改得好！“卫”不是为卫生而卫生，目的是为了“健”。健，就应当有个健康体系。体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体系是动态的，是要不断完善的。在没有网络化之前，谁能想到把远程医疗纳入体系。武汉出现人传人的新冠肺炎也是事前没预料到的。既然出来了，要把坏事变好事，那就应当把对付肺炎的一套成功做法纳入健康体系。

这里对如何完善健康体系提几点建议：

1、普及卫生常识。既要从娃娃抓起，中小学课本里应有足够而实用的卫生知识，也要向中老年宣传保健知识。记得上海解放初，在主要马路上有小学生手拿一包草纸，见到随地吐痰的，先向他（她）敬个礼，再递上一两张草纸，说一声：“叔叔以后把痰吐到草纸上。” “人要面子树要皮”，不用罚款，为了尊严，人们便改掉了随地吐痰的毛病。据我了解，在这些随地吐痰者当中，有的是南下干部，后来好多人成为区县局领导。

2、改进饮食结构。不要乱吃野味，尤其是有钱有权的人要当心这一点。穷人没钱吃野味，但也要注意不吃馊的、霉的食品。

3、提高社保水准，做好体检，扩大免费项目。疫情发作之初，武汉一个农民工花完了九万元的积蓄还没把病治好。医院要他继续治疗，他没钱了，死了。倘若晚死几天就可享受免费了。反过来说，如果早几天免费，他也许还会活着为别的患者打工。

4、提高医卫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把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医生数、聚居区每千方米医生数，以及体育设施列为硬指标。现在中国每万人医生数低于北部的邻国蒙古、低于西部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还低于东部的邻国朝鲜。这是令人心痛的。医院要做到宁可“床等人”，也不能万人生病，一床难求。

5、调整公立与私立的比例。对私立也要严格要求。

6、增强专科与综合的互补，中医与西医的互补，远程医疗与当面的望闻问切互补。

7、对传染病要及时公开，不能以任何借口隐瞒。早透明，早防控，少死人；迟透明，迟防控，多死人。

8、医生提高医德，患者提高患德，与医卫事业有关的官员更要提高官德。在这是战疫中有人隐瞒来路，害了一个镇，被称为“毒王”，一点也不冤枉。有的官员对疫情一问三不知，被称为“懒政”，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