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倡导大调研。我乘讲学之机小调研，写了篇德国见闻，供有关部门参考：择善而从，不善则不同。在中国行得就试行，行不通再议。不过，我认为文中提到的柏林市副市长的讲话，对于打掉官架子，对于克服“脸难看，事难办”“脸不难看，事仍难办”，对于纠正某些地方存在的“新闻监督不足，监督新闻过度”等现象是有益的。如果有领导对文章提出批评，我愿承担全部责任。领导对我有批评就是有作为，比“不作为”要好。              

  大家都知道七八十年前，德国法西斯杀人如麻。他们把犹太人、残疾人等等杀了以后，还会把死者的金牙齿挖出来卖钱；他们会把死者的头发割下来织成地毯。2017年春有位西方大国的议员竟然讲“法西斯没用化学武器”，受到批评后立即表示道歉。因为被德国法西斯毒死，活人被当作药物试验而慢慢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战后德国人做了深刻反省。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表达德国对“二战”的忏悔。后来的总理施罗德也撰文表示道歉。通过对反人道行为的全面检讨，极大地提高了德国人对人道主义的认识。    

        （一）德国人不愿为战死在外国的儿子修墓

德国参加北约组织，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这些组织要德国出人，德国不好不出人，出人就会有牺牲。为烈士修墓是许多国家的惯例，德国也不例外。就在德国国会大厦旁边有一处世所罕见的、占地2万平方米的犹太死难者的墓地群。可是，如今烈士的父母普遍不愿为烈士儿子立碑修墓。

这是出乎常人所料的，是难以理解的。人家争着立丰碑还来不及呐！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逆向思考呢？这些普通的德国人的理念是：儿子不在自己国家劳动，跑到外国战死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值得炫耀，甚至是不人道的行为。

这一下难坏了德国国防部。立碑不人道，不立碑也不人道，怎么办？国防部反复讨论后，在国防部大院里修建了一处高而不大的平房，里面有屏幕。他们就把许多烈士的名字统统输入到电脑里。每隔几秒钟在屏幕上出现一位烈士的名字、生平，不停地放映，烈士形象轮流出现。这座名为纪念堂的大房间一般不对外开放，只对家属和真心诚意怀念和瞻仰的人开放。         

           （二）警察不能进的救济站

德国有一家社会团体，在国内的50个火车站上办了50家救济站。最简单的救济站是管吃、管洗澡。什么人来吃饭、洗澡？不许救济站的管理人员去问，更不搞来者登记。来吃的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管，哪怕是杀人犯、在逃犯，也不好打听。这是50家救济站公之于世的规矩。

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认为，来吃的人总归是没钱买饭吃的人。他（她）没饭吃，饿了必然会不择手段弄吃的，必然会提高犯罪率。如果有饭吃了，至少会减少因饥饿而干坏事的可能。

单是规定到“来者不拒”这一步也就罢了，他们还规定警察不得入内，并把这一条公之于世。这一条也是警方所同意和支持的。万一来吃的人当中有通缉对象，而警察也知道通缉对象在里面，怎么办？警察可以等候在救济站外边。救济站规定吃饭不得超过半小时，洗澡也不得超过半小时，一小时后必须离开。出了救济站大门，警察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他们认为如果允许警察入内，有三长两短的人便不敢进来。不进来，便有在外胡作非为的高概率。

救济站的资金哪里来？全部靠社会募集而来。火车站不向救济站收房租。火车站认为救济站的存在有助于火车站的有序和安定。食品全是附近几家食品店到下班时还没有卖掉的食品。因此，救济站供应的全是可食的隔夜食品。至于活动经费均由公众自愿捐献，一般都绰绰有余。碰到节日什么的，比如“圣诞老人”会把未散发完的巧克力几十斤、几十斤地送到救济站，那么，来救济站吃饭的人也可以大把大把地吃到巧克力。

 

            （三）戒毒所收藏珍品

德国很多中等城市都有戒毒所。戒毒是很难的。吸毒者的家属知道戒毒时人不舒服，往往会利用来戒毒所探亲的机会为戒毒者送来毒品，更增加了戒毒的难度。还有些吸毒者戒了6个月以后，再重新吸毒。

当然，大部分人是能够戒掉的。戒掉后，接着而来的是就业。戒毒所会帮助他们找职业，可也不是很便当的。因此有些戒毒所便自行组织搬家公司。搬家的人各有所好，各有所恶，他们都会扔掉一些自己不要的东西。你不要，他要。搬家的人不要的，换个角度看可能是珍贵的。戒毒所捡来那些东西以后可以依法变卖，或者留在戒毒所使用。因此，很多戒毒所里的家具、用品，价值连城。精美的家具进一步促使戒毒者愿以戒毒所为家，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戒毒所全体人员的生活质量。

 

       （四）危机心理咨询不可问咨询者是何人

德国社会工作者成群结队，可谓天罗地网。监狱里每15名犯人配备1名社会工作者，兼心理医生。吃救济的穷人每60名配备一名社会工作者。此外，还有面对面的危机心理咨询站和不见面的电话危机心理咨询站两类。他们无法从物质上助人，大量的是从精神上助人，而且是24小时守在电话机旁边助人，助个人，助群体。

电话危机心理咨询站有个规定，绝对不许记录咨询者的电话号码，即使咨询者声称要杀人，心理医生也不能问对方的电话、姓名、住址。如果心理医生记下咨询者的电话是犯法行为。怎么会这么规定？他们认为，假若记录咨询者的电话，咨询者就不来咨询。来咨询，有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来咨询，危险说不定依然是危险，甚至酿成大祸。

当然，如果是见面咨询，咨询者表示要做违法的事，心理医生有权以“未罪”来报警。咨询者犯罪决心未定，警察对他们也只能是疏通，包括对可能的“受害者”那一方也要同时进行开导。他们认为杀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系统性是政法工作和社会治理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无论是疏通这一方，还是开导另一方，都要从助人角度出发。

 

           （五）残疾人工厂成了“点子公司”

残疾人所残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手残的脚不残，脚残的手不残。残疾人之间完全可以做到互补、互帮。况且，工业生产中不同的工种需要发挥不同身体器官的作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德国和我们国家一样，兴办了一批适合于让残疾人各显其能的综合性工厂，效益很好。

有的从事印刷，有的从事雕刻，有的踩机器。在网络化的今年，一般不需要太大的劳动强度。因此，有些残疾人工厂出现了“电脑大王”、“三地打印机”能手。有的残疾人努力为有关方面出点子，被人称为“点子公司”。身残心不残。残疾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的工厂成了国家的智力库，从而促进全社会更加尊重残疾人。残疾人停车、看戏，处处优先。有些残疾人坐火车全免，连陪同的人也免费。

 

          （六）没有囚服的大监狱

现在德国最大的监狱是柏林的泰戈尔监狱，里面关着德国以及越南、土耳其等国的1500名犯人。附带提一句，几十年来没有关过一名中国人，倒是中国的司法界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奇怪的是，在1500名犯人中没有一位穿囚服的。他们认为穿囚服会加大犯人的压力，不利于改造。

“众口难调”。犯人的食堂分为好几种：一是糖尿病患者的低糖、低盐食堂；二是大多数犯人用餐的食堂；此外，犯人还可以在申请同意后，自己烧菜：各得其所。

监狱月月有演出，有的节目还被电视台看中。能不能拿到电视上公映，听谁的？奇怪的是：听囚犯的。囚犯同意后，电视上才能播放，要尊重囚犯的肖像权。有些囚犯考虑播出会让观众知道自己是囚犯，不同意播放，电视台便不能播放

监狱办了一份向世界各国发行的德文月刊。发行量达2500份。我国香港还订了5份。编辑是谁呢？既不是监狱长，也不是狱警，就是两名有文化的犯人。犯人可以打电话，但是有限制，不能多。两名犯人编辑例外，他俩可以上网，可以打很多电话向外约稿，请教。白天狱中有间房子让他们二位在里面编刊，晚上编辑必须回囚室睡觉。

最奇怪的是犯人的刊物出版前毋需经狱警审稿就印刷了。犯人编辑的刋物不审先发，有没有出过不合规则的错误呢？他们说：“没有”。两位犯人编辑也不敢、不愿出格。他们知道，办得好会减刑。两名犯人编辑不必向监狱头头请示，他们却会主动跟社会工作者商量。因为社会工作者是犯人的恩人。从判刑入狱的第一天起，社会工作者就会对犯人开导，指导犯人学一门手艺，为犯人出狱后的就业奔走。犯人自然尊重社会工作者。

        

            （七）弱智儿童“爹娘多”

弱智儿童留在家里，父母难以承受，不如集中教育来得好。但是，在“弱智儿童院”工作的教师负担很重，教他们绘画，教他们手工，难度很大。教工与弱智之比若为“一比五”都负担不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弱智儿童院发动社会人士来做儿童的“父母”。这些所谓“父母”也就是社工、义工。他们经常带着好吃的和好玩的去看望弱智儿童。对强者送礼说不定有“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的邪念，对弱者送礼才是真正的纯洁、高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弱智不等于无智，他们也重感情，有人性。弱智儿童把社工当爹娘，与自己的爹娘一样亲。“爹娘”来了会很高兴，“爹娘”走时会依依不捨。

社工的探望既有利于弱智儿童成长，也会减轻教师的工作量，更会增进全社会的人性化。是人都有人格，人格理应受到尊重。

      

               （八）难民营里故事多

德国是欧洲各国接受叙利亚等国难民最多的国家。很多国家限制难民进来，可是德国有时一年几十万、上百万的接收难民。有的州长觉得接收难民困难太多，咬牙切齿地反对接收，德国政府还是坚持接收。有人抓住接收后出现的问题要求总理黙克尔下台。黙克尔稍作忏悔后又继续接收。多数德国人认为接收难民是善事，符合他们的信仰。

接收那么多难民怎么住法？柏林把所有空关的房子都住进难民，还不够，他们索性把国际展览馆腾出一部分房间给难民住。

许多难民营是厨房合用。厨房里先烧饭的与后烧饭的之间有冲突。发食品总有先后，后收到的就有意见。矛盾最后都归到营长身上。我访问过一位营长，他当过两任营长，挨过骂。他说：“我是抱着善心去当营长的，想不到抱着一泡气出来。”

市民对难民也有看法。能逃出来的难民一般不是穷人，穷人是无力付“蛇头”那么多钱的。既然是只有比较富裕的人才有资金外逃，他们富裕的人逃出来时总是拣好的物品带出来。在柏林有句话，要识别难民并不难，穿名牌新衣、蹬名牌新鞋，背名牌新包的十有八九是难民。穿着不如难民的柏林市民看了难免有点心理不平衡。

德国还发坐公交车的月票给难民，难民进博物也免票，这就更让市民心理不平衡，进而反对政府的难民政策。

再加上难民的犯罪率很高，这就更加让市民有反难民的理由。可也有些德国人会主动给难民送衣服、送食品，甚至还有送不该送的什么性生活上门的。

对这些做法在德国都有争论，争论还在继续着，尚未完全统一。

           

   （九）义工是最受尊敬的人

德国很多社会活动离不开义工，即志愿者。义工是社会治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总统、总统夫人、各部部长、各市市长都要当义工。每年圣诞聚餐，无名的无家可归者坐着吃，如雷贯耳的名人、明星、各政党领袖跑来跑去给他们端盘子，送饭，盛饭。

大城市每年有义工招募日、义工周，全城总动员，义务劳动一周或半个月。针对社工、义工的基金、基金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义工艰辛、善良，受人爱戴。害怕艰辛的人看了义工，当了义工以后，也会变得能够吃苦耐劳，与人为善。

义工的工作对象是弱者，不是强者；他们得到的回报不是物质，是精神，只不过是“感谢”二字。听到“感谢”二字就是义工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滿足了。不过，重谢的也有。柏林有百余家老年组织，其中有家设在富人区，有几十亩地的大花园，别墅简直像艺术品，之大之美不是一般社团所能比拟的。怎么会如此豪华？原来是一位得到这家老年组织的义工关爱过的老人，临终前捐献给老年组织的。

人人爱义工，爱社工，爱社团，社会和政府也支持义工，欢喜社会工作者。在德国有好多城市规定义工可以免费进各类公园、博物馆、展览会，有的还让他们免费坐公共汽车、轻轨、电车，乃至于火车。对学生来讲，持有很多次做义务工的记录，考大学优先录取，毕业后找工作优先录用。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文明要求“小政府，大社会”。而政府要瘦身，必然要求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不然，就会脱节。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性是人的特性。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社会化是人与人互动的频率和范围加大，互动同时要求提升互敬、互爱、互助的新高度。互敬、互爱、互助的提升有渐变，也有突变。德国就是二战后作179度大转弯的范例（之所以不是180度，是因为德国还有一小股青年纳粹党团）。1972年中国驻联邦德国记者王殊（后任《红旗》总编、外交部副部长）之所以敢于在“以西德为敌”的气候里，斗胆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与西德建交，受毛泽东的接见与称赞，与他认为西德不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有关，也与他当年了解德国的社会治理状况有关。

 

           （十）媒体为社会治理呐喊

柏林有一家市政府的报纸，姑且把它译为《柏林日报》吧！这家报纸同我们中国的有些媒体一样，开辟了一个《市民与社会》栏目。天天报道哪里的噪音超过多少分贝了，哪里的工程妨碍交通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的婉转批评分管的副市长，有的直接点名批评分管副市长。有时就热点展开讨论，有时要求把冷点马上解决。总之，市民有所呼，报纸有所登，再是副市长有所应，接着行动上有所改进。

多年来，德国坚持一种“开放日”的活动。具体地说，各部委，包括司法部、安全部、国防部，乃至总理府、总统府、议会向社会公布哪一天是他们的开放日，欢迎任何人在那一天来参观。报社也一样，在柏林日报开放日那一天，在参观编辑流程前先开了一个短会。在轮到副市长讲话时，主持会议的总编辑宣布：“下面请我们报纸批评最多的副市长讲话……”

副市长走向话筒，微笑着说：“我是天天看你们报纸的读者，是没有一天不看你们报纸的热心读者。我看你们报纸总是先看你们的《市民与社会》栏目是怎样批评我的。现在你们的《市民与社会》栏目被评为优秀栏目，不是因为我看得多看出来的，是因为你们批评我批评出来的。我感谢你们对我工作的帮助。你们的栏目是我的顾问、参谋。”副市长一席话逗得台上台下、来自界内界外、国内外的听众一阵阵笑声。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媒体反映市民的心声，政府按照市民的心声去改进社会工作。这也是社会治理的一条信息链、工作链。            

走马观花的一瞥说了十个案例。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如何从中找到共性，如何从中提炼出几条社会治理的理念，要仰仗读者、同行和领导。社会以人为本应当“本”到什么地步？人以社会为本又应当“本”到什么水平？中共中央文件讲“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应当小到每千人拥有多少公务员？“大社会”应当大到人均参加多少社会组织为好？志愿者与列宁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星期六”之间有没有相关系数？志愿者的普及面应大到何种程度？透明度与自信度、民信度是什么关系？透明度有没有高低之分？透明、公开应透明到、公开到什么样子？诸如此类既要定性，更要定量，定量是定性的标尺。欢迎大家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由表及里，由里到外地作一番研究。赞者欢迎，批者更需要。真理是具体的、相对的。学术研究只有进行式，没有终结式。“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