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馆员（无党派，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优秀文化逾显其光彩熠熠。纪念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们的壮烈义举，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时间跨度的认识已从原先的“八年抗战”修正为“十四年抗战”，也就是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的起点。这一历史定位启示我们，对于发生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应当有更宽广的历史认识，应当更加认真地发掘有关史料并加以深入研究，同时要更隆重地举办纪念活动，推进公民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弘扬抗战精神。

上海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事发地、主战场。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十年来举办的相关纪念活动并不多，存在长期的认知缺位。当年韩国志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园刺杀日酋的地方，现已列为纪念地，且筑一小楼陈列尹奉吉事迹介绍，韩国访问者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相比之下，上海对“一二八”的纪念，更应该高度重视。

抗日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全民投入的伟大卫国战争，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战胜强虏、抛却屈辱、以至战后跻身世界五强的历史转折点。没有抗日战争，就不会有今天我们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而“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九一八”东北沦陷以来中国政府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日正式作战，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奏曲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历史事件，尤该大力弘扬，积极宣传，上海更是责无旁贷。

沈阳的“九一八”、南京大屠杀的“12·13”，皆为战争灾难和国耻纪念日，全城鸣笛敲钟，以作警示，而上海有过英勇抵抗日寇入侵的“一二八”、“八一三”等值得自豪的历史篇章，规模、影响皆远在沈、宁之上，并得天独厚地拥有两场宏伟抗战的巨大资源，更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纪念，以警训后人。如能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和有关纪念场所，对民众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培植人文精神，就会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如同俄罗斯每年的“五九”胜利日、欧美的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纪念日那样。在这方面，要学习、借鉴国外既有经验，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当年，戴戟将军（建国后先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副省长）与蒋光鼐、蔡廷锴将军共同指挥了“一二八”抗战，他时任淞沪警备司令（1931.12—1933.10）。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实际上是“一二八”抗战的战前指挥部，战后纪念地，堪称此次抗战的一处重要遗址，一个文化符号，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戴戟任职期间的警备司令部，相当大部分精力其实是放在对日作战方面的。据“一二八”战史记载，1月23日，戴戟曾会同蒋、蔡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戴戟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既是分析时局、确立决心、统一认识的战前动员会，又是具体安排军事部署的筹划会，蒋蔡戴三位主要指挥官在会上都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此次会议的现场记录原件，现存上海市档案馆。战事爆发当晚，十九路军指挥部移驻真如火车站前范庄。如今此地早已沧海桑田，建起大片居民楼，因而只能在居民楼之间辟一空地，立一石碑，注明是十九路军战时指挥部遗址。而今龙华司令部旧址，却无任何类似的标示，社会公众也未能将这里同对日抗战的历史业绩联系起来。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不久，戴戟亲手主持，将原来的司令部大礼堂改建成 “一二八”纪念堂，以陈列、展示相关抗战文物、图片、画作、资料，并建纪念园、纪念亭，树立纪念碑（以他的名义书撰碑文）。1933年8月，在他调离沪职前夕，纪念堂正式落成。可惜“八一三”上海沦陷后，司令部内这些纪念物，连同碑、堂、园、亭俱为日军所毁。所幸碑文拓本仍存，徐汇区方志中即有对碑文的记载。

现在的龙华司令部旧址，长期来仅是作为革命烈士陵园的附属部分而出现，主要展示了国民党迫害共产党革命志士的史迹，突显的只是近代史上国共对立、十年内战的那一主题，每年清明的公祭也主要环绕这一中心，没有提及、更遑论纪念“一二八”期间为国家民族献身的抗日英雄。我以为，目前的展示主题固然不错，反映了真实历史的一个侧面，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至少是不够完整、全面的。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不少历史文化遗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常常是多侧面的，具有多重或复合的性质，它既可以是某处的著名代表性历史建筑，同样又是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因而，反映历史文化可以、也应该是多角度的、立体性的。时至今日，我们理当具有这样开阔的眼光和胸怀。综合各种因素考虑，龙华警备司令部旧址有条件被选定和标示为“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

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上海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还有不少事要做。

为此，我建议：

首先，对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展示内容加以扩展，包含“一二八”的相关内容。

其次，立碑告示，此地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战前指挥部和战后建立的“一二八纪念堂”遗址。

第三，待条件具备时，考虑筹建“一二八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