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子 

发布时间： 2024-04-18

张人凤

1940年在上海出生，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奠基人张元济之孙。

196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曾任上海市杨浦区业余大学校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20世纪80年代末起，从事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商务印书馆馆史、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著有《智民之师张元济》《张元济研究文集》;编著有《张菊生先生年谱》《张元济年谱长编》(合著);编有《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张元济与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译有《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等;撰有一批出版史研究论文，如《张元济的人才观与人才管理实践活动初探》、《抗日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与〈四部丛刊〉》《张元济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2005年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人们称世代传承的读书人家为书香门第。在文史馆，两代乃至三代人与文史馆结缘亦不为奇，这其中张元济、张树年、张人凤祖孙三代人皆为馆员，堪称典范。2024年3月，我有幸聆听张人凤先生讲述“我的祖父张元济”和这延续至今绵绵未尽的三代文史馆情缘。

 

缘起：陈毅两请张元济

一生致力于出版教育等事业的文化巨擘——张元济先生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张元济，与毛泽东同游天坛，相谈甚欢。 

 

“上海文史馆馆长非张元济莫属”

1952年年底，上海市政府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聘请张元济出任馆长，当时张元济已偏瘫于床榻，自感无力胜任，婉言拒绝了这一延请。翌年春，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受毛泽东委托，两度来至张元济病榻前，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张元济才不再推辞，从此留下了“陈毅两请张元济”这段文史佳话。

张人凤：“我与爷爷张元济”

张人凤：“非常荣幸，我的爷爷是上海文史馆的首任馆长。成立上海市文史馆是在1953年，当时上海市市长是陈毅。4月份，经过上海市领导研究，在市政府会议上决定要设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要请张元济先生做馆长。

我的祖父在1949年年底的时候中风了，他觉得一方面自己年龄大了，脑力也差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病卧床榻。他对工作非常看重，担任工作就要干事情，几十年都是这个习惯，现在没法工作，所以要辞掉。市政府有点为难，政府会议已经决定了，老先生又不肯答应。各方面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最后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到上海出差时也来看望张元济先生。”

那是一个晚上，张元济已经睡下，听到有贵客登门，护工赶紧扶老先生起身。

张人凤：“那天我在他的房间里，亲眼看见这个场景：先进来的是市政府的干部周而复，因为来过多次，比较熟了。李维汉在后面。李维汉的意思是：您要推辞这个职务，我们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虽然您不能去上班，但有三位副馆长在，有什么事情可以请他们做。后来，我爷爷的好朋友陈叔通——就是那位白胡子的老先生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他得知此事是毛主席点的名，‘上海文史研究馆的馆长非张元济莫属’，把这一信息传递过来，我爷爷这才不再推辞，终于答应下来。6月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

当时，张元济先生还无法预料，1988年和2005年，其子张树年、其孙张人凤先后荣聘文史馆馆员，续写着张家人的文史馆情缘。

张元济先生辞世后，从美国纽约大学学成归国的儿子张树年，原就职于银行业，但却继承了父亲一生与书为伍之志，决定着手收集整理父亲的资料。

张人凤：“我父亲是学经济的，纽约大学的经济管理硕士，可能相当于今天的MBA。他在上海的新华银行工作，本来跟文史接触不是太多。

祖父张元济先生于1959年8月14日去世，他的好友陈叔通先生当时担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想为张元济出一本文集。他指示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收集资料，拟从张元济的诗作、文章中挑选合适的作品，以及张元济留下来的日记、工作笔记里抄录部分内容。恰逢特殊年代，此事一度长期停滞，资料便积压在两家单位，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些史料才得以公开，张元济的日记、书信、诗文陆续出版。但总的说来，当时公开的张元济的相关资料还相当有限，对搞研究的人相当不利。特别对于家人来说，我父亲觉得张元济先生的资料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

于是，张树年协同好友，埋头于张元济资料的整理工作，毕其一生不懈于此。他先后整理出版张元济著作约300万字，并编纂《张元济年谱》，以90岁高龄写成《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

图：张人凤在文史馆接受访谈

 

缘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

张人凤的经历与父亲和祖父殊为迥异，他是毕业于上师大，当了一辈子数学老师。

张人凤：“张元济先生的教育观是希望搞实用的东西，越实在越好。他赞成我父亲学经济学、接触实务。我读书的时候流行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后来学了数学。

毕业后我申请从事成人教育，在职工教育的岗位上干了43年，后来评上高级职称，还担任过校长。其实性格所限，我是不太喜欢对外交际的，而当校长，跟社会各层面都要打交道。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静下来看资料、做研究。”

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元济的日记，虽然仅仅是张元济1912年至1926年的馆史日记，但在文化饥渴的上世纪80年代，依然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当时，张人凤的父亲张树年已年逾古稀，但身体还很硬朗，他热切地投身到对张元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当中，有时忙不过来，就将部分抄写的工作交给了张人凤。由此，张人凤先生开始了对祖父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的深入了解。

张人凤：“父亲在整个80年代做了大量的张元济先生的资料收集、整理、研究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年龄大了，精力也不够，有时候叫我帮他从刊物上把文章抄录下来。当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写在方格的文稿纸上面，一点点抄，加标点。我那时还在教学，一开始对抄写工作没有特别在意，后来做着做着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首先是对爷爷的个人感情，毕竟小时候一直在他身边。其次是在阅读和抄写资料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张元济对中国出版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如果能把资料尽可能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出版出来，那是一件大好事。”

就这样，张人凤在父亲的带动下，逐渐投入到了对祖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的研究中。在一篇篇文章抄写的过程中，张人凤对祖父张元济学术成就的印象，逐渐拼凑完整。

后来，他越来越自发地投入这项工作，已不完全出于与祖父的血缘和感情，“我觉得祖父这个人是很值得研究、值得纪念的。他做的事情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对文化事业的发展的记录和见证做出了很大贡献。”

经过近20余载的努力，张人凤完成了《张元济年谱长编》、十卷本《张元济全集》的编纂出版。

张人凤：“十卷版《张元济全集》到2011年全部出完，全书达560万字，包括书信、日记、诗、文，特别是古籍方面，书目、序跋这些方面的研究著作比较多，文字量颇大。

另外我和朋友柳和城合作，把原来的《张元济年谱》扩展编纂成《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大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两部作为其他学者研究张元济的基础资料。《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出版以后的10多年间，又收集到约40万字的资料，商务印书馆计划年内出版。”

接过张元济的研究之棒，张人凤也续写着张家的文史馆情缘。张人凤：“我是65岁被聘为文史馆馆员的。非常荣幸祖孙三代能够都是文史馆的成员，几十年来我们一家跟文史馆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得到文史馆的关心照顾，文史馆给我创造了很好的研究条件。”

 

“商务”：出版界的传奇

在张人凤看来，爷爷张元济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在出版事业中，将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的印刷工厂发展成了民国时期全国第一的出版企业，既有编辑部，又有印刷厂，在上海的河南路乃至全国各地都设了发行所、门市部负责销售，是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庞大机构。

张元济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也很大，这始于一个契机：1902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推行新式的学校教育，本就抱持普及教育的理念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编写出整套教科书，在当时是富有远见的开创性举动。

张元济依靠他在1903年入商务印书馆后创建的编译所，又招兵买马，吸收了若干年轻的各学科知识分子，这些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编国文、修身(即道德品质)、历史、地理、算术及其他一些课程，基本学科结构已经与今天的教学体系非常接近。

再加上商务印书馆印刷条件的优势，出版的教科书带有整页的彩色插图，比如花鸟、各国国旗等，相较从前那些传统、严肃、板着面孔的出版物而言，商务印书馆的这版教材一时间大受欢迎，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这不仅为商务印书馆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出版教材的过程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的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以后，才离开并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张人凤：“回顾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机构，除了商务是老大，中华书局、开明、大东等几个出版机构的创办人几乎都是商务出去的。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编辑人才，他们看似默默无闻的工作，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对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后能发展壮大，也代表中国近代的出版事业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到1930-1931年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人员、机器规模，以及出版物的数量、质量都可以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平起平坐，这意味着西方走了一二百年的路，中国人只走了三十年，就达到相同水准水平。”

 

记忆中，爷爷的模样

在一个孙儿眼中，曾一手打造出版界传奇的祖父是什么模样呢?

张人凤：“从有记忆的那天起，我就与爷爷生活在一起，直到我17岁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原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上方花园，爷爷住二楼，我父母带着我住在三楼。爷爷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也只有我一个孙子，当然很喜欢我，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经常带在身边。记忆中他很勤奋，也很严肃。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几十年，几乎每天都在工作。

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他快80岁了，每天早上8点，就有一位通讯员送来一大叠商务印书馆的信件、文件给他看，如果有必须马上回复的急件，他就请这位老师傅等一下，他看完写好回信，马上请他带回公司即刻处理。如果不是太急，整个上午他就坐在那里看文件、写回信、写批注。直到下午4点，这位通讯员老师傅又来把他看完的文件带回去了，他才能吃两块饼干，喝点水，稍微休息一下。

此外，他还要接待很多客人。除了礼拜天以外，每天都像这样忙碌不停，对于80上下的他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勤奋。”

“我那时还没上学，经常到他房间，看到他坐在一张方桌前用毛笔写批注或者回信的情景。那里我有一个固定的位子，大人用一个方凳作为我的小桌子，旁边摆一个小椅子，我就坐在上面，他给我几张草稿纸，在上面写几个字或者画个图，但有一点是严格的：不许我大声喧哗影响他工作。”

“祖父写对联、扇面或屏条时，我就站在旁边帮他移纸。每写完一幅，要盖章了，祖父告诉我要用哪一方章，我就跑过去帮他拿来”。 这是张人凤小时候最爱做的一件事。

“祖父当然很喜欢我，但是绝对不是溺爱，有很多规矩，在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相当注意，比如房间里有一个文件柜，一层层抽屉都是他放文件的地方。倒数第二个抽屉是给我用的，他用红纸剪了两个圆圈贴在上面，其他地方绝对不能打开。还有大人之间谈话小孩不能打断，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但必须等大人讲完，说到一半中间不能插嘴。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拿筷子点戳别人的脸，或者有大家都喜欢吃的好吃的菜，你不能自己拿很多。治家严格的家风传下来，传到我父亲、我、一直到我的女儿，我们祖孙三代从来不抽烟，从来不喝酒，过年稍微喝一点点，大家都很自觉的遵守。”

浓厚的书香气息、祥和的家庭氛围、严格而不失温度的家风，浸润出一代代张家人。祖父的言传身教，在张人凤身上留下的印记，直到今天仍然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从中我们似能追寻到一个多世纪前中华文化的自觉守护者的风采和精神。

 

成功背后的支撑是品格

从儿时起点点滴滴的记忆，透过时光的滤镜重新审视，张人凤得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爷爷无论是在出版事业、教育事业，还是在文献学的学术研究上，能取得为后人所敬佩的成果，是有他高尚的品格作为支撑的。”

张人凤认为，张元济之所以能在文化出版等事业上做出巨大贡献，取决于他的中西文化观。

在《我的祖父张元济》再版后记里，张人凤写道：张元济在1904年给南洋公学(如今的交通大学)的创办人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国家是四万万人口，受过教育的只有40万。就这40万人，学的也是八股这些过时的东西，当今世界上应该知道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这样，我们的国家很危险，我们的民族也很危险，所以他要推行新式教育，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知道怎样来发展自己。”

张人凤：“戊戌维新时期，张元济在为清政府工作，为了学习一些国外新的东西，必须要懂一点外语，吸收世界上应该知道的事情。当时他在北京办了一所通艺学堂，开始只教英文，他自己也一起加入学习口语，格外努力。到上海后，他结识了一位爱尔兰籍的医生Stanford Cox，在交谈中学习口语，所以他是能跟外国人自如交谈的。”

在张人凤看来，张元济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正确看法，是缘于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他编写的教科书，一方面介绍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和传统，譬如勤奋、勤劳、懂礼貌等;另外一方面也包含了国外值得借鉴的东西，比如介绍一个钟，就提到英国人是很讲究时间的，我们应该学习人家这个优点，再比如引进了一些国外的童话故事，《伊索寓言》就是那个时候引进的。”

张元济对科学方面的书籍非常重视。张人凤：“我看过一篇论文，作者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著名物理学翻译家、教育家周昌寿。他认为，中国科技书籍的出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是清朝咸丰以前，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前，那是古代;第二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民国这段时间。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工作的时候翻译了很多书，包括数学、物理、科学技术知识等，这些后来成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特别是1903至1905年，当时中国的理科人才很少，适合中学的教科书更少，商务印书馆却能够致力于科学教育的教科书及科技书籍的出版，殊为可贵。”

张人凤坚信：在张元济逝世多年后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出版界的人士和高校文科师生对他进行纪念和研究，有多种媒体不断进行介绍和宣传，那不仅出于他事业的成就，更出于对他的人格的赞扬和尊敬。

 

“我只是资料的提供者”

治学态度和人格品质，往往会不自觉地从人的作品和言行中流露出来，对张元济是这样，对张人凤亦是如此。

张人凤承担过有关张元济先生的很多重要书籍的资料搜集整理、辩伪勘定工作。张人凤说：“从一条条史实的罗列与考证中，能感受到编者的严谨、细致与诚意。”想是因为从理科背景转入文史研究，他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也颇具理科思维特征。

有一位教授跟他说过，做历史研究有两个要素最为重要，一是时间，一是地点，某些情况下时间比地点还重要。张元济的文章并非孤立，只有放在时间坐标里才能明晰其地位和价值，由此分析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因此，张人凤在资料的时间考证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张人凤：“对我来说，历史考证就像数学里的平面几何论证，讲求逻辑性和推理性。”

通过这样的方式，收入张元济全集里的很多篇文章经过了考证，显示出张人凤对于祖父和读者的极度尊重。他坦言，考证的过程对自己其实颇有难度。

张人凤：“毕竟自己文史哲的功底都不够理想，只有努力学。从小我母亲教过一些浅近的文言课文，商务印书馆就有不少这类书籍，小孩子难免有惰性，被硬逼着一定要背，一天背一课，这才稍微有了些积累。在这个基础上一点一点研究爷爷的信和文章，怎么样加标点，他写的字、他常用的用语怎样理解……这是一个困难。”

“但反过来说，学理科也有好处，比如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这些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因为材料里面经常碰到老先生的信件，那个时候习惯信上不写年份，只写几月几日。

怎么判断这信是哪一年的?就要靠材料和材料之间的联系来推理，从一封信里某件事情推到另一封信里的某件事情或者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才能把年份给定下来。还有一些是必须想办法从最原始、最基础的文献中去找，以此来确定某些材料究竟是否可靠。”

新版《张元济年谱长编》里颇有几个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张人凤先生对年谱的编写原则是只罗列事实，不给予评论或描写。编写者的观点可以体现在对材料的选用或详略上，但绝不额外增加编写者的论述。

他说：“我尽量做一个资料的提供者，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资料尽可能完整地收集起来，在此基础上按时间和事情的重要性选取材料排成年谱，希望有更多人在此基础上去研究张元济先生。

可能我是受我祖父注重实际的影响，张元济先生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保存下来整理出版，也把国外的优秀文化吸引进来、翻译出来，也整理出版。他把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放在读者面前，让读者通过学习提升自己，再去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水平，提升我们国民的整体素质。我大概也是学习了他这种理念。至于怎样再进一步深入认识他这个人，在理论上怎么上升，是其他专家、学者的功劳。”

作为张元济先生的亲人，张人凤具有先天的有利因素，从血缘亲情的角度写一部祖父的传记，想必更易获得公众认可。

为什么不写呢?

他如此回答：“支撑张元济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所做贡献的道德品格的形成，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逐步发展起来的。写张元济传记应该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即从他的思想根源上探求他的作为，但是对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根基，我没有自信，这与我所受的时代教育基础和学养积淀不足有关。张元济从儒家文化中吸收了哪些养分，我无法给出很有见地的阐述，只能写出一个泛泛而谈的传记，这缺乏意义。”

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倍生敬意。

许是因为在大学里读的是数学专业，又教了很多年的高等数学，张人凤说话、做事都极富条理，逻辑缜密清晰。他给我的印象是儒雅温润，谦和内敛，古时君子亦当如是。难怪有人说，他的风格和言谈让人联想到文房四宝之一：砚台，质细润，石理坚，素雅的外表下是厚重的内核。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采访那日，春日的上海阳光明媚，先生家里窗明几净，客厅里满墙的书柜，先生早早等候，那份诗书浸润出的气质与内涵，又那么平实、温暖，令人心折，不由得又想起了这副对联，。

张人凤：“这是我爷爷写的一幅对联，好多地方都在用，北京商务印书馆进大门两边就是这一副对联。其实这幅对联的原件在香港。”抗战期间，日方严禁商务印书馆出版、销售含有爱国思想的图书，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每况愈下，张元济先生一家的生活也随之陷入困顿，一度靠他卖字为生。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钟情传统文化，也出于对张元济先生的敬重，在市场上看到后将对联买下。到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1997年)的时候，他把这副对联捐赠给香港商务印书馆，成为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一件珍宝。

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张人凤先生住在上海交大附近，这所高校的前身就是昔日的南洋公学，他祖父张元济先生当年受聘筹办译书院的所在。那份投身教育出版业的爱国情怀，仿佛以一种难以言说的独特轨迹，串联起了这祖孙三代的文史馆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