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2010   )

 

    我于1921年12月7日（农历辛酉年冬月初九）生于江苏省泰县第十区小纪镇一位高人的家里。我父亲钱长庚，字耀夺（1883—1953），按照祖辈定下的“锦万长春、守文立德”八个字的顺序给我起名春野。后来读私塾，塾  师嫌野字粗野，改了个绮字（在我们镇上，绮与野二字同音），于是我就名叫钱春绮。成人以后，有些人因为这个绮字，常把我误当作女性，阴错阳差，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顺便说一说，小纪镇在解放后改属江都市，因此，户口簿上也把我的籍贯改成江都，我就成了江都人，从梅兰芳的同乡变成了江泽民的同乡了。

 

    1931年，我十一岁，进小纪镇王少夫私塾读书，读完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龙文鞭影》、五经中的《礼记》和《左传》。每天，塾师总是躺在床上抽大烟，叫我背诵一大摞的线装书，一句也不讲解，只是每星期叫我写一篇作文，誊在粉牌上让他修改。我的母亲田荫（1889—1696）觉得读私塾没有前途，因为我的小舅舅是苏州高师毕业生，就让我转到小纪镇小学去插班五年级，读了一年多，又叫我大哥（他在上海经营西药生意）把我带到上海到市立万竹小学插班读书。1936年秋，我十六岁，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该校的图书馆办得很好，有许多藏书和杂志，而且坊间有什么新书出版，只要写一张条子，交给图书馆，很快就会买来。我的班上有一个同学，是陈豹的儿子，他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邀我参加，使我有机会读到许多进步书刊，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还学习了拉丁化拼音新文字，又读了一些世界名著，如周学普译的《浮士德》，还从杂志上看到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的名字（当时还没有《恶之花》的中译本），我到现在还弄不懂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一学生，怎么会去啃那种难懂的文学作品，更加想不到的是在我成年以后，竟然会成为《浮士德》和《恶之花》的译者。

 

    就在那时，我还注意到应当多学几种外语，因此，我托图书馆买来珠林书店出版的《俄语自习》和《日语自习》，借自己课余自学。此外，我还写了一本处女诗集，并在上海大公报的副刊上，以丽子和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描写学校风光的短篇随笔。1994年我在西南师大的《中外诗歌研究》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我与翻译诗》一文中把省立上中图书馆称作“我的最好的乳母记在心里，在我以后从事译和写的一生中，上中时代是我（登上文坛）的起步点”。

 

    然而好景不常，我在省立上中只读了一年，就断奶了。因为1937年夏，鬼子在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八一三抗日军号吹响了，我由于在暑假中回到故乡，回不了上海，只好转到扬州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借读。不到两个月，扬州吃紧，学校解散，我又回到小纪镇闲居。等到扬中的老师到泰州复校，我就在1938年9月到泰中去读高一。泰州原本是在各方面都比较滞后的城市，但在那时，由于没有受到鬼子的侵犯，却比较太平，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得到相当的提高。江南的文化人和报刊如江苏日报都迁到泰州，江苏日报的主笔陈善之就住在小纪镇上的王家。我记得有一次，他还到我家来看我这个中学生哩。再说泰州出版了两份大报，即《战报》和《国民新闻》。《战报》的副刊由糜文开主编，他是印度文学专家，曾在印度留学多年，后来任过香港新亚书院、台大、台师大，台湾文化学院教授、国民党外交部专员、驻印度、菲律宾、泰国大使馆秘书，译品有《奈都夫人全集》和《泰戈尔诗集》等。1983年3月6日因心衰逝世，享年76岁。我就在他主编的《战报》副刊《战鼓》上发表了许多散文、诗歌、小说，俨然是个少年作家，还给《战鼓》画刊头，又从《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翻译若干报导大后方消息的文章在报上刊登。此外，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和若干新诗及旧诗，这些未发表的存稿，到后来鬼子去小纪镇扫荡和小纪镇干部搞拆房运动时全部随着我家的六进房屋一同化成灰了。

 

    1940年，我二十岁，我大哥又把我带到上海，先住在白尔路（今西门路）宝安坊，马路对面有一晏心寺，我常去寺内瞻仰，与寺僧善祥和尚交游，成为好友，记得善祥师傅还送给我一部《印光法师文集》二卷本。同年九月，我考入东南医学院学医。1943年7月迁居至静安寺路1600弄，该处距静安寺很近，我经常去寺内随喜，并在该寺的图书室内阅读佛经。就这样，一直住到1996年9月，房屋被拆，我和大嫂及侄儿一家被动迁到宝山区的远郊。

 

    我就读的东南医学院是一个德日派医学的学院，执教的教授都是德国或日本的留学生，教的外语是德语和日语（Berlitz的成人用语课本和《现代日语》），这就给我后来翻译德国文学作品提供一个方便的条件，我还特别注重课外的外语学习，买来德文本的《威廉·泰尔》、《茵梦湖》、《歌德诗选》、《马克思恩格思选集》对照中文译本阅读，又听电台广播的外语教学，如上海电台的教日语《中日会话集》，由一位女教师（听说是郭沫若之媳）教读音，一位男教师（听说是苏步青之子）讲解，法国维希政府办的“法国呼声”电台教法语的节目，由一位发音完全像法国人的中国男教师执教。此外还请私人教师单独教授，或去实习学校听柯歇乌诺夫教的俄语课。1944年，读到五年级，我和几个同学到仁济医院见习，该院在当时由日本同仁会接管，院内的主任医师都是日本教授，还有不少日本护士。我结识了一位名叫赜子（Toyoko）的护士，她请我教她中国话，我一口答应，并请她教我日本话，这位小姐平易近人，非常和气，中国护士们都不叫她的姓氏，而直呼其名，称她赜子小姐，与汉语疯子小姐谐音，她也不以为忤，可见她的为人。记得我还送过她一幅自画的小山水画，使她非常高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全被遣送回国，她也只好跟我告别了。她回国后，开始还互有书信来往，但时间一久，时局变化，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国际通信不得不停止，我还把她的照片和地址都烧掉了，如此怕事，实在是不得已也。后来在1968年，我还为她写过一首怀旧的诗《远方的怀念》。

 

    1945年，进入六年级实习期，别人都找到实习医院，由于我拙于无缘，找不到医院实习，幸而靠一位同学托内科老师赵师震教授帮忙，才弄到一家小医院去当实习医生，这家医院就是瞿直甫医院，医院虽小，院长瞿承方却是协和医学院毕业，又在哈弗大学当过医生，我在他的手下实习了一年，期满后，他有意留我在该院做下去，我嫌院中住院病人较少，学不到技术，希望到大医院去，他就接洽了第五医院内科，因为那里的内科主任是瞿院长的协和同学。我本想去报到，偏偏在那时有两位同学，邀我一同向中美医院申请，他二人申请做内科，虽然拉上关系，却因内科是热门，没有能进去，而我申请的是冷门皮肤科，却被录用，也就心满意足地放弃五院的内科而到中美医院去上班了，中美医院是中美合办，地址为凤阳路，就在以前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旧址，德国战败后，德国医生全都回国了，现在院中设备都是美国海军的新式美式配备，算是第一流了，现在进去当主任的，都是红十字会医院里的医师，因此成为英美派医生们的天下，而且凭这块招牌，将来有可能赴美留学，岂不是令人羡慕的好事。然而偏偏好事多磨，我在该院只做了半年，在1947年1月，从大后方回沪的同济医院不客气地将它接管，所有的医生全被赶走，害得我失业了一个月。我的大哥又因经商失败，无力负担发妻和几个侄儿的日常开销，经济重担全落在我的肩上，我除了要抚养岳母和妻子，还有其它一些亲族都要我照顾，怎能长期失业，最后只得饥不择食，由同学介绍，去市立第四医院（原来是日本的福民医院，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北，我进去时，日本医生和护士都回国了）当耳鼻喉科医生，盖因皮肤科已有一位住院医生，没有空位置了。我从1947年2月做起，经过1949年5月上海全市解放，一直做到1952年5月才辞职离开四院。这次辞职乃是一件冒险之举，因为脱离公职，就是打破铁饭碗，当时谁也不敢这样做，听到我辞职，朋友们多么为我担心啊！从以下一段经历看来，果不出朋友们所料，我终于自食其果了。

 

    离开四院，我就到六院找皮肤科主任接洽，他原是我在中美医院皮肤科的同事，他一口答应，谁知当我去人事科洽谈时，却变了卦，人事科长不同意我做皮肤科，却要我仍做耳鼻喉科，我当然不愿意接受，他却认为我不服从分配，向卫生局打报告，卫生局就几次通知我去谈话，我去了卫生局人事科，办事人员也不问事情的原委，就给我扣上一项不服从分配的帽子，硬要我写一张“认罪书”，其它什么话也不谈，其实此举毫无道理，我是解放前的医学院毕业生，找工作都是自己跟各个单位接头，卫生局从不管什么分配的事，而六院跟我的学校毫无关系，根本无权分配我工作，你不愿使用，他当然可以去别的单位接洽。但在那个时期，人们常有“民不与官斗”的戒心，为了避免卫生局的无理纠缠，我只得写了，谁知这一来却给我带来终生不被雇用的惨祸。以后我无论向什么单位求职，都不能成功（例如自然科学研究所这样的非医疗单位也不敢录用）。原来卫生局听信了六院的汇报，就暗地里向劳动局发出“永不录用”的秘密通告，不许任何单位录用我，而且禁止泄密，因此我自己也弄不懂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位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学告诉我这个秘密，我才恍然大悟，其实卫生局这种不光明磊落的暗箱操作，实在是一桩蠢举，虽然他们堵住我从事医务和其它任何工作的出路，但他们想不到我还有一套从事文字翻译的技能，可以说，他们是为渊驱鱼，把我从医坛踢出去，让我这条鳗鱼（明代诗人袁凯因事为太祖所恶，伪作疯癫，以病免归松江，太祖常使人前去侦察监视，并说“东海走却大鳗鱼，何处寻得。”）游进了文坛，人们说我弃医从文，实则我并不想丢掉医务工作，从文本是我的业余工作，现在却被迫成为我的专项工作，而且比干医务更为出色，使我成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译诗名家”（《东方明星》杂志1996年第10期，总第37期，石达平介绍我的一篇文章的题名）

 

    在四院工作的期间，有我个人的两件大事，应该在这里提一下：第一件是在解放前我结识了一位像以前赜子一样温柔的高华松小姐，我跟她一见钟情，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第二件是在解放后我由同事诸医生的介绍，替几家出版社写过约十本医学小丛书，给中华书局出的是《中耳炎》和《喉结核及其化学疗法》；给广协书局出的是《苏联长寿法》和《苏联医学名人传》，给文通书局出的是《小儿耳鼻喉科学》（供我在一家护士学校教课时使用），给新亚书局出的是《脑膜炎》、《无痛分娩法》、《组织疗法》等多种，除使用实名外，也用过高速这个笔名，此外还写过一本《医学用语语源》（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医学名词）但未曾来得及出版，就被抄家抄去了，现在我手里，这些医学书一本也没有留下。

 

    随着1952年5月离开四院，我不再写什么医学书，却转向外国文学的翻译。世界和平理事会于1955年建议纪念席勒逝世150周年，把他定为该年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我译了《威廉·退尔》，于1956年7月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2月17日是海涅逝世百周年纪念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海涅为该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我译了他生前出版的三部诗集，即《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诗歌集》拿了两个定额的稿费八千元，加上《威廉·退尔》的稿费四千元，使我成为当时为数不多，受人羡慕的万元户。1959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了我译的德国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然而好景总是不常，1966年5月文革开始，出版社停止出外国文学的译书，我就无书可译了。在1968年10月底，我又碰到极其倒霉的大事，就是我妻子的学校天钥桥路小学的工宣队领队带了一批手下和别有用心的老师倾巢而出，来到我的家中找我问话，原来工宣队查过我妻子的由派出所提供的材料，有日本人到上海来查询过她的情况，要她交待，她回家问我，我说是我用她的名义跟一位日本教授有书信来往，她回去秉告，工宣队确认此言不虚，就冲到我家来要我交出日本教授的书信，我说都烧掉了，无法交出，他们就向派出所提出要查抄，但查抄结果没有发现问题，无法收场，只看到我满屋子的中外文书，就拿我的书出气，把我支到另一间小房间里，也不征求我的同意，不遵照派出所关照“四旧”自理的嘱咐，叫我的侄儿把全部藏书（字典除外）送到马路对过的废品站当废纸卖掉，我多年搜购来的近万卷藏书，就这样毁于一旦，怎不使我心疼，但遇到这些不讲理的、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工宣队和一些乘机起哄的小学教师，我真是无可奈何啊！这些图书包括荷马史诗的希腊文本和各国译本、一批拉丁文文学作品、歌德全集的德文本和各种译本、德国和英法等国各大作家的诗文集，还有我在文革前译出的《浮士德》和海涅、维尔特等各位大家的作品译本，全都免不了化为造纸厂的纸浆了。

 

    藏书被抄光，损失惨重，我就想外出旅游散散心。1974年10月，我背上行囊，独自去江西、福建、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各地浪游四十多日，归来写了一部长诗《七省浪游放歌》共240首，诗形移植英国诗人斯宾塞长诗《仙后》诗体，即每首九行，第一行至第八行每行五步，第九行六步，每步用两个或三个汉字，押韵式为ababbcbcc（拜伦长诗《恰尔德·哈罗洋德游记》、雪莱长诗《阿多尼》和《伊斯兰的反叛》均用此诗形）。诗人兼编辑吴钧陶先生说：“国内似乎尚未有诗人尝试过，令人心痒眼馋的是，此稿至今尚未出版……”除了这本长诗，我还写过另一部长诗《还乡之歌》，这是我回故乡小纪镇写的小镇词诗，用四行一节的诗体写成。另外，还写了几本诗集，即《抒情诗集》、《叙事歌集》、《散文诗集》、《十四行诗集》、《旧体诗抄》，这些诗都没有出版，只有少数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过。幸而2008年上海作家协会定下以丛书形式资助10位老作家写的作品的方案，准备给我出一本《十四行诗和散文合集》，才使我的十四行诗有一部分得到出版的机会。

 

    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他宣告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形势变得越来越好，出版界又一次出现复兴的高潮，我的沉睡多年的译稿也得以大量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我的《歌德抒情诗选》，1981年11月出版以后，不断重印，累计印数达到四十多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接着又出了《阿塔·特罗尔》（1979）、《歌德叙事歌集》（1983）、《歌德戏剧集》（1984）、《席勒诗选》（1984）、《恶之花》（1986）《恶之花·巴黎的忧郁》（1998），又出了袖珍版《恶之花选》（1987年5月，印数十万册）、袖珍版歌德《野蔷薇》（1987年5月，印数十万册），又出了“名诗名译插图本”《恶之花》（2008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译文社出了我译的《德国诗选》（1982年新一版）、《海涅抒情诗菁华》（1989）、《歌德抒情诗新选》（1989），译文出版社出了我译的《浮士德》（1982）、《歌德诗集》（1982，初版就印了十四万册），此外，由于各地方出版社也获许出译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我译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1984）和《法国名诗人抒情诗选》（1987）、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我译的《斯托姆抒情诗选》（1987）、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尼采诗选》（1986）、山东文艺出版社出了我译的《歌德抒情诗100首》（1992）、山东大学出版社出了我译的《海涅诗选》（1999）、北岳文艺出版社出了我译的《歌德诗歌精选》（1994）、《海涅诗歌精选》（1994）、《拉封丹寓言》（合译，1996）、《尼采诗选》（2003），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我译的《黑塞抒情诗选》（1989）、《少年维特的烦恼》（1996）《海涅散文选》（1994）、《尼采散文选（1995）、《里尔克散文选》（合译，2002），《茨威格散文选》（合译，2002）《瓦莱里散文选》（合译，2006），给吴钧陶主编《马克·吐温十九卷集》，译了《王子与乞丐》（河北教育出版社），还有其它地方出版社所出者，不及备载。最近出版的则有《拉封丹寓言全集》（合译，湖北出版社，2007年多，雷插图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注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台湾有两家书店出过我的译书，一是桂冠图书公司出过《威廉·泰尔》（1994），另一家是光复书局，出过《尼贝龙根之歌》（1998），《恶之花/巴黎的忧郁》（1998）。

 

    由于我翻译了众多德国第一流诗人如歌德、席勒、海涅、尼采等的若干作品，我在德国也颇为知名。1985年10月26日西德每周邮报（Wochenpost）Zimmermann女士和卫生编辑Wolff女士曾专程来沪采访；1986年10月8日东德Deutshe Welle电台Barbara Scheer女士也到我家中采访。1988年2月，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博（Debon）和加拿大McGill大学夏瑞春教授联名来函，邀请我去海德堡开国际学术讨论会，谈“二十世纪中德文化关系”，当我去上海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出国护照时，由于工作人员态度生硬，使我愤而放弃申请。后来虽由德国驻沪女领事邀请我到领事馆劝我不要害怕，又两次派人到我家中答应代为倒签证，我都婉言辞谢。又在1985年前后，在汉堡大学执教的教授兼作家关愚谦先生在每次回沪时都由译文社编辑韩世钟先生陪同，邀我到淮海路餐馆会面闲聊，他送我由他负责学术出版、在巴黎出版的《欧华学报》，使我了解一些旅居巴黎的中国学者情况，又想帮我申请去汉堡旅游，虽未能成行，但盛情可感。他后来在北京人文出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叙述他从前受害逃亡到国外的经过，至为感人。接着，1989年8月13日，台湾诗人莫渝来沪看我，送了我许多他译的法国诗人作品，次年，另一位台湾诗人李魁贤也来到我家访问，送给他译的里尔克作品和许多台湾诗人的作品。我自从1960年完全脱离医界，失业了三十余年，没有分文收入，后由翻译家协会前秘书长介绍，终于在1995年2月收到上海市长黄菊于1月11日签发的聘书，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不过，尽管我在失业期间赋闲家居，我也有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的机会。1983年4月，我应邀去北京参加歌德学术讨论会，被选为八位荣誉理事之一。在那次，我初次见到德文界泰斗冯至教授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我很热情，说常常提到我，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后来，冯教授在临终前不久的病榻上，还写过一篇《肃然起敬》的文章，登在济南日报的副刊上，提到朱生豪、绿原和我三人，他对我说的一些话，常被介绍我的文章作者引用。他逝世以后我也写了一篇《长怀冯至》的文章，登在济南日报副刊上，作为难忘的怀念和景仰。1985年3月，我应邀去重庆参加《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讨论会，被聘为中德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名誉研究员，在那时，我碰到好多从德国来的席勒研究专家。1985年8月，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1986年6月，我被选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86年3月，我成为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1994年10月，我成为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理事。199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给我颁发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2002年2月，译协发给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可是，正当我以为从此以后，我们夫妇可以过安安逸逸的太平生活时，谁知却又有大难临头。我爱妻在2000年检查心电图时发现有问题，2005年两脚肿胀，虽由亲戚在华山医院请外科主任诊治，也无甚效果，后来又于2007年去徐中心医院住院，住了九天，我每天去医院陪她，给她按摩双足，捶背脊，她不忍见我辛苦，于4月6日硬要自动出院，身体已很虚弱，时而说些胡话，到4月15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说有点胸闷，服了几片心脏病药片，我们两人就一起入睡。等到我四时前醒来，叫她起来，她已不应，我仔细查看，她已停止呼吸，嘴张开，似乎曾有话要说，已不能言，左腿垂在床外，似乎曾想起来，但无力起身，再看瞳孔已经放大，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车来了，救护人员给她打强心针，已无济于事。

我目前已年老体衰，但生活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