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   ）

        徐定戡，原名徐祖武；晚年又号稼研。关于这个别号，先生在一篇自传中曾有所解释：“徐定戡，男，以字行。晚岁，别署稼研，以曾得清初潘稼堂所畜秋水明霞端厍佳研，固以自号焉。”
 
        徐先生祖籍绍兴盛陵，1916年4月11日（阴历三月初九）出生于杭州四代经营丝绸业的一个大家庭。从清朝迁杭世祖茂顺公与其弟茂源公在杭州合办瑞云公记绸庄开始，到第二代益庆公徐吉生先生就已成为杭州著名的工业家。吉生先生先在杭州合资创办吉祥恒绸庄，从苏州引进机器，开创了浙江机织丝绸的先河，产品不但远销上海、武汉、辽东，而且出口东南亚。以后，即独资在民国元年创办杭州庆成绸庄，后又在诸暨创办益新丝厂；在上海创办庆丰、纶祥（合资）两丝厂；在嘉兴接办嘉兴绢纺厂；在南通参与华丰垦殖公司；在杭州留下创办茂庆林牧场，以及在故乡绍兴盛陵创办吉生布厂和吉生小学，成为杭“文革”，所有企事业才归国有。《民国时期杭州》一书说：徐氏“祖孙四代历时100年左右，在杭州从事丝绸业”，这即使在以丝绸著称之杭州的丝绸史上也极为罕见。（注一）
 
        吉生先生生有三子。定戡先生的父亲是长子，名翰丞，娶朱彝初为妻，结婚一年，即因病去世。享年仅十九岁。次年生定戡先生。先生十二岁时，母亲又病亡。定戡先生既为长房长孙，又是“遗腹子”及丧母的孤儿，所以自幼就甚得祖父吉生先生和祖母李太夫人的宠爱。再说徐家世代从商，现在既然事业有成，当然就希望后代中有人能弃商从文，从此进入学界、政界，所以，定戡先生自小就不参与家族的企事业管理，而只闭门读书、专研学问。虽然当时杭州已有新型学校出现，但家里既怕送去学堂念书会被敲诈、绑票，又怕受新潮思想影响会学会革命、造反，于是就在家设私塾、念国学。徐先生的塾师为硖石张惠衣先生（1898-1960，名任政，号苇伊，曾任杭州西湖博物馆馆长、无锡国学专修馆、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大厦大学教授。建国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徐先生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从小博览群书，常常过目不忘。再加家境富裕、祖辈宠爱，自幼就广购古今图书，至1949年，上海、杭州所藏图书已有数万册之多。可惜在四、五十年代，文物、古籍的保护还未及列入政府政策重点，于是几经搬迁，再加“文革”的大规模摧毁，徐先生的藏书极大部分都已散失殆尽。
 
        徐先生古典格律诗的创作，始于私塾就读年代，启蒙老师即张惠衣先生。十六岁时，在杭州出版第一本诗集《弱岁吟稿》，因而在浙江国学界赢得“神童”之称。十七岁时，又出版《祖武杂诗初稿》三册，收诗652首。（注二）
 
        徐先生弱冠之时就与当时中国古典诗词、金石书法界的名宿耆老有诗词创作上的交往和学术研究上的交流，比如：与章太炎、陈石遗、陈三立、马一浮、龙榆生、夏承焘、吴湖帆、陈九思、章宗祥、韩登安等等，都有往来。有的还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徐先生从诸位前辈的作品中得益甚多。1994年，徐先生曾著《六十年前甲戌重九南京鸡鸣寺扫叶楼登高分韵追记》，发表在台湾《中华诗学》（注三），记叙1934年南京曹经沅先生创导的两次诗坛重大活动中的一次。那次诗会，参加者有一百零四人，除陈石遗之外，还有吴鼎昌、叶楚伧、徐行恭、叶公绰、汪兆铭、唐圭璋、夏承焘、夏敬观、王揖唐、龙榆生、林庚白等诸老参与。与会各人均分得一韵。作成的诗词由商务印书馆以连史纸、磁青面、线装，印成一册，分送各与会者。徐先生收到的一册上有诗会发起人曹翁的亲笔题款，曰：“定戡吾兄诗人吟鉴，弟曹经沅丽蘅持赠”。其实，此时徐先生年仅十八，而曹先生却已年近五十了！
 
         1934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徐先生不但是会员之一，而且与常熟的李猷先生（1915-1997，字嘉有）同为最年轻的会员。时年徐先生亦仅十八岁。
 
        不久，徐先生进入浙江兴业银行，任练习生之职。当时兴业银行行长为诗坛名家徐行恭先生（1893-1988，字锸若，号曙岑，别号竹间居士，晚年自称玄叟）。虽然行恭先生与徐先生在职位上的差距甚巨，但行恭先生仍十分看重徐先生的才学，以致不但当时徐先生能得到行恭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的直接指教，而且，他们的忘年交一直保持到“文革”之后八十年代行恭先生的故世。   
 
       1936年，徐先生二十岁，经祖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娶杭州名门望族高氏维魏先生（1888-1969，字孟徵，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浙江农业大学前身贯桥甲种农业专门学校校长、杭州安定中学董事长、杭州市参议员等职）之女高?（字诵芬）女士为妻。
 
        大约也在同时，徐先生进入财政部浙江省直接税局，任秘书之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徐先生随家庭逃离杭州，在浙江里山一带避难。直到抗战中期，大家庭在上海开办新厂，才移居上海戈登路（现名“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一栋巨宅之中。一九五零年，该巨宅卖给国家成了医院。大家庭分成三房，各自同在江苏路买了一栋独立的房子，但仍经常往来，直至“文革”之后。这是后话。
 
        在上海，徐先生以同等学历考取大厦大学，学习法律。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恢复国家考试制度，徐先生旋参加司法官考试，录取之后，被分配于上海地方法院检察院任检察官。时任首席检察官为黄亮。在任期之内，徐先生曾出版法律专著《两汉刑名考》。（注四）
 
        1949年，上海解放。徐先生遵照上海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将所管法院宗案，全部移缴新政府。1950年，新政府进行司法改造，国民政府的旧法官除调任他用之外，都进了不同类型的院校，学习马列主义新法律。徐先生进的是北京新法学研究院。院长沈钧儒，副院长谢觉哉、李达。董必武、史良、杨献珍、艾思奇和苏联专家分别担任教员或参与讲课。
 
        学习一年之后结业，徐先生按分配回上海，改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审判员。曾参与处理国民政府时期未及审理、积压多年的成千上万件汉奸案，并直接参与新中国成立后新颁布的婚姻法和土改法的执法以及建国初期华东地区的一些重大刑事、民事案件审理。
 
        三年后，徐先生进苏州华东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一年之后结业，按志愿分配回上海，到第一医学院卫生干部学校执教中国语言和文学。这所卫生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华东地区的各级卫生界革命老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毕业以后，学员被分至华东各地，担任卫生局、医院和各种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工作。
 
       1958年12月底的一天，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卫生干部学校的校长就通知徐先生：经过干部审查，在解放初期徐先生主动上缴军管会的法院案宗里，发现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间审理的案件中，有数宗涉及镇压革命活动、迫害革命群众，因此判定为“历史反革命”，撤除现任一切职务，回里弄，接受群众管制改造三年。其实，不但这些案件早就已主动上缴政府，并未隐瞒，而且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间，徐先生的职务是检察官，对送来的案件，只能按当时法律代表政府提出公诉，并无审判权。再说，上海地方法院处理的都是民事、刑事案件，政治案件另有特刑庭专门审理。即使带有政治性的案件经过徐先生之手，往往也只能当作“破坏公共秩序”之类的普通犯罪案件来起诉而已。但是在半个世纪前，这些情况照例均无机会可以申诉。
 
        三年以后，管制撤销。但到1964年“四清”运动时，忽而又说虽然管制撤销，但还有“历史反革命”帽子未摘，仍需继续争取摘帽。1965年12月25日，徐先生突患中风，从此半身行动不便。幸而右肢仍能行动自如，写作并不受影响。
 
        不久，“文革”爆发，徐先生作为“反革命”和“资本家”双料反动派，当然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从1966年8月30日的抄家开始，到11月初的扫地出门，“红卫兵”和“造反派”上门翻箱倒柜地查抄、无休无止地批斗不知其数。扫地出门后，当时在上海的全家四口，从三层楼的房子扫进一个十六平方米的朝北后间，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所幸这间朝北后间原来的屋主竟是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先生的私人秘书无锡人朱梦华（1891-1973，一名朱烈）、朱龙湛（1914-1996，字复康、又字敬圃）父子。二朱都是上海很有名望的书画家兼诗人，家中藏书甚丰，有“千明楼”之称，意为“盼望能收藏明版书一千部”。朱家在“文革”中虽也受到抄家、冲击，但是所藏书画、文物基本上并未受损。两位朱先生和徐先生原来就住在同一条街上，却并不相识。现在，“红卫兵”倒作了媒介，把他们拉到同一屋檐下，成了紧邻。表面上，两位朱先生要和徐先生“划清革命界线”，实际上，三人却相见恨晚，自此日夕谈文论史、唱和诗词，如鱼得水、得其所哉。朱先生不但把藏书借给徐先生阅读，还把收藏的书画拿出来请徐先生鉴赏，甚至请徐先生题诗题词。因为怕以后万一再抄家“红卫兵”发现他们的关系，就故意要求徐先生把题款的日期倒填到四九年之前。可惜好景不长，朱梦华老先生不久就被当作“地主分子”揪出来批斗，含冤去世了。
 
        徐先生在“文革”前主要的创作是写诗；而填词，则是“文革”期间在朱龙湛先生后间寄住时才开始的。在此期间，写的诗词除了与朱氏父子切磋、讨论外，还以书信向词界前辈、杭州的徐行恭先生请教。“文革”后期，经方琳女士介绍，徐先生又认识了诗学耆老、福建陈声聪先生（1897-1987，字兼与，号壶因、荷堂）。于是填词的功力日见长进。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凶随翦。1979年，徐先生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摘除，并得到平反改正。八十年代初，“文革”期间被公安局占用的屋子按政策发还，于是徐先生得以搬回原处。本来在三楼书房，徐先生挂有一副陈叔通先生长兄、晚清翰林陈汉第写的《依然静好楼》横批，后在“文革”中被毁。旧屋发还之后，徐先生就请朱孔阳先生重写《依然静好楼》横批，并补画“依然静好楼图”一幅，挂在三楼卧室，以作纪念。
 
        1986年4月，徐先生入上海文史馆。
 
        “文革”以后的三十年，是徐先生诗词创作的高峰时期。期间，徐先生跟国内外诗人词家画师交往甚密。除了徐行恭、陈声聪、陈九思、朱龙湛诸位老友之外，还跟国内的周退密、俞平伯、包谦六、施蛰存、陈琴趣、江辛眉、胡邦彦、王小?、郑逸梅、苏渊雷、苏局仙、王退斋、许宝蜿；香港的饶宗颐；新加坡的潘受、张济川；台湾的李嘉有、张定成、张寿平、陈庆煌；澳洲的赵大钝、廖蕴山、杜瑞莲；法国的薛理茂；美国的蔡念因；泰国的王诚；马来西亚的张英杰等诗人词家切磋酬唱，声应气同，俨成词派。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始编辑《词学》。定戡先生与施教授同是杭州人，1949年前本有交往，但后来失去联系。1982年，夏威夷大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马幼垣教授去上海访问施蛰存和定戡先生二位，才发现原来他们两家仅相距一箭之遥。自此之后，定戡先生不但与施教授相互往来甚密，而且也时为《词学》撰稿并发表不少词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本世纪初，徐先生曾是海内外十多个诗社的名誉社长、顾问和诗刊的名誉主编。国内外所出各种诗词选集，几乎无一不收徐先生的诗词。比如，笔者手头仅有的《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注五）内，就收有诗二首、词三首；《中国当代诗词选》（注六），收词三首；《上海近百年诗词选》（注七），收诗一首；《当代八百家诗词选》（注八），收诗词各二首；《中国当代诗词精选》（注九），收诗词各二首；《当代词综》（注十），收词七首，等等，不胜枚举。另外，还有全球各地诗刊词选，亦几乎无一不收徐先生诗词，在此不再一一例举。
 
        1980年2月初，徐先生长子徐家祯赴美留学。1983年就任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6年末，徐先生偕夫人高诵芬赴澳洲探亲、旅游，小住九个月。在澳洲与五十年前老友李嘉有先生重叙旧宜，并结识赵大钝、廖蕴山等新诗友。回国后，徐先生将在澳洲所写诗词，结集刊印，题曰《北驾南舣集》。1994年1月，徐先生夫妇第二次赴澳，定居至今。二十一世纪初，徐先生将在澳洲写的诗词集成最后一本诗集《居夷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嘉有为台湾中华学术院诗学研究所所长、《中华诗学》杂志主编、文化大学教授。徐先生应邀为该刊撰稿，并任台湾中华学术院诗学研究所研究委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徐先生在该刊每期均发表大量诗词，总数不下数百。除上述《南京鸡鸣寺扫叶楼登高分韵追记》一文外，徐先生还先后在该刊发表《龙吟馆剩稿序》、《丁丑上巳禊集序》、《赵香宋及其诗词》、《读黄晦闻〈兼葭楼诗〉脞札》等诗论。（注十一）除此之外，徐先生还在澳洲、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地华文报刊上发表诗词数百首之多。
 
        综观徐先生一生，其最重大成就，无异于为诗词创作。中国第一位词学博士（注十二）施议对先生在他编撰的四厚册《当代词综· 前言》中，把近百年三百余位词家分为三代，而列徐先生为第三代代表词人之一。（注十三）据最近有人统计，仅“《近词》洋洋两巨册及《北驾南舣集》中长短句，已不下千首，足见才雄笔健，洵当世词坛一大作手”（注十四），可见，徐先生一生所作诗词很可能几近万首。这在当代中国诗坛，可谓十分罕见。
 
        徐先生也善书法。作行书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不矫揉造作，却娟秀清丽。世人来索字者甚众。徐先生来者不拒，从不收取分文。徐先生自谦“所写仅文人之字，非书法家也”。“文革”后，应苏州等地园林管理局之请，曾在多处题写联额。移居澳洲后，还为次子徐家树500多幅摄影作品题写诗词，其中一部分已在英国、澳大利亚杂志上发表或在展览会上展出。晚年还为定居地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唐人街书写牌坊匾额《中华门》三字。此为徐先生封笔之作。
 
       徐先生夫人高诵芬移居澳洲后，费时半载，与长子徐家祯完成回忆性散文集《山居杂忆》，三十万字。（注二十一）发表后，洛阳纸贵、佳评如潮。惜高夫人于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日不幸去世。自此，徐先生的目力、脑力和体力也急剧退化，现已无法再写诗填词矣！
 
       徐先生和夫人四代同堂，子孙辈均学有所成、各有所长，现分别定居于中国、澳洲和以色列各地。
                                        
徐家祯撰写
二00八年八月十五日
                                         写成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注释
注一：见〈丝绸之府，轻纺为主 —— 民国时期杭州近代工业〉，载《民国时期杭州》，第167-176页。“杭州历史从编之六”，周峰主编，1997年6月，杭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二：《祖武杂诗初稿》，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杭州正则印刷所印刷，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发行
 
注三：中华诗学杂志社，第十二卷第四期，第21-23页，中华民国八十四年夏季出版
 
注四：上海震旦法律经济杂志社1947年出版
 
注五：毛谷风编，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1993年
 
注六：叶元章、徐通翰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12月
 
注七：上海诗词学会《诗选》编委会，百家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
 
注八：毛谷风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3月
 
注九：叶元章、徐通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出版
 
注十：四卷本，施议对编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
 
注十一：分见《中华诗学》第十四卷第三、四期（民国八十六年春季、夏季）；第十七卷第二、第三期（民国八十八年
冬季及八十九年春季）
 
注十二：见陈声聪《荷堂诗话》第155页“施议对”条；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1996年9月
 
注十三：见注十。该书〈前言〉第29-30页
 
注十四：https://www.zhsc.net/Article/scll/lwjx/200504/20050425184204.html
 
注十五：见注十，该书第三册，摘自第1626页“徐定戡小传”
 
注十六：见注十，该书第三册，引自第1627-1628页，“集评”
 
注十七：见注十二，第95页，“稼研庵”条
 
注十八：《兼于阁杂著》，第119页，〈与徐定戡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6月
 
注十九：同注十四
 
注二十：《北驾南舣集》〈自序〉，1988年
 
注二十一：中国南海出版社出版，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