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

　　我曾应约《画缘》于1997年在新民晚报上以连环画自说自画形式连载两月。当时随写随画，只是个记载自己从艺岁月流逝的脚本文字。既无文采，又无内涵可言，而崇尚自然，凡事随意，正符合我的个性。就在原作基础上略去图画，增删文字，权作艺术经历介绍给诸位朋友。
一
　　祖籍江苏太仓，我的简历总以此开场。中国画家对太仓并不陌生。清代山水画巨臂四王中三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均出于此。史称娄东画派，不能不说我的家乡人杰地灵。得画画之神韵。尽管我出生在上海，添上祖籍之地，坦言之，与其说为己脸上贴金，倒不如是内心对家乡历史的仰慕和自豪之情。
　　祖父为晚清秀才，一介儒生，出身书香门第，在家乡刘河设馆教书，辛亥年早逝，时父亲张隽人才五岁。祖母续教于乡里。父亲亦在家随读，后来沪学徒返乡，曾任浏河镇长。直至日本兵入侵家乡，父亲才举家避战乱迁居沪上。我于1944年1月出生于上海，排行第四。谈不上家学渊源，儿时也常听祖母、父亲说及前辈种种逸事、趣闻。家藏中薄有字画及祖父为古人诗词作注的八卷线装本手书蝇头小楷，时令我肃然起敬。耳闻目染，潜移默化中，兄弟们对文科类、画画类情有独钟。论及绘事，最初则从二哥张培梁开始，后又从我影响至兄弟张培成。培梁兄中途因故放弃，我和培成竟就此艺事一生。
　　我受二哥影响，自幼喜欢涂鸦，待入学以后，更是乐此不疲。我的初、高中学习生涯在大同中学度过，我有一位同窗五年的好友毛国伦，也酷爱画画，但进校时我们才十一岁，从来也不懂什么素描、色彩等绘画基础，毛国伦喜欢画从小人书上学来的将军骑马打仗、老虎等，我更偏爱画现代的人物。
　　在我初二那年，学校新来了一位美术老师，从行知艺校毕业，二十出头，名叫张文祺。在他的教导培育下，大同中学出了一些如今活跃于海上画坛的画家。他到大同中学以后，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他想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艺术家，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大同中学建立了美术组，我们俩直到高一才加入了美术组，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才开始了较正规的绘画训练，画素描、水彩，但更多的是画速写，张老师认为这是培养提高造型能力的最佳途径，张老师在速写上对我们要求严格，使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每天都要按规定完成二十张速写，美工组同学之间相互督促，这种大强度的造型训练，我至今尤感得益匪浅。在美术组的两年中，我还参加各项活动，如每周为学校出黑板报，画报头、插图、写美术字等。也不时地下农村、入厂矿，画壁画、宣传画。我和不少同学的作品参加全国少年儿童画展和市青年美展，这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创作能力，也为培养我们今后的社会活动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1960年夏天在张老师和上海美专宁维新老师的推荐下，十六岁的我破格以高二学生的身份保送进了上海美专本科国画系，终于如愿成了上海美专的一名学生，国画系有郑慕康执教人物，江寒汀、乔木执教花鸟，应野平、俞子才执教山水。几位老师无论从艺品、人品都堪称一流。我本对中国画一无所知，全凭各位尊师教导才日渐有悟。在诸位先生亲授下我们  从基础着手，打下扎实的传统基础。记得一次临摹唐寅的《孟蜀宫妓图》，画宫妓头上戴金饰品，本可用铜粉代替，但慕康先生为让我们的作业取得更好的效果，竟从家中带来纯真金粉给全班作画，我们深受感动。先生待学生之情谊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上海中国画坛的水墨人物画较弱，我们的人物画以临摹传统为主，学子自然不满足现状，而此时浙江美术学院以方增先、周昌谷为代表的年轻教师在水墨人物画的继承、发展中取得的成绩为画坛所瞩目，成了我们的偶像。一天，当得知方增先老师就是雕塑系卢琪辉老师的丈夫，并将于近日来上海养病的消息，同学们一阵兴奋，密谋向校方提出要求请方老师给我们上一堂水墨人物写生课。尽管面对宽厚而尊敬的慕康老师，我们总有一些于心不安，但强烈的求知欲使我们无所顾忌，我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终于得到了校方的恩准。那天方增先老师正在为我们的课程备课，我和另一同学来到方先生进修的教室外，一阵犹豫后斗胆敲门，方先生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让我们进了门。那是冬天，火炉旁坐着头戴毛巾、身穿棉衣、双手笼袖的模特老人。我俩静静地站在方老师身后，贪婪地看着他的每一笔，每一墨。36年前的往事，竟会如此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久方老师又正式为全班同学上课，这是难忘的一课，方老师笔下的形象脸部刻画精细、滋润，印象最深的是画像脸部的色彩，平生我第一次知道除了国画颜料，还可以用土红、土黄水彩颜料画脸部，效果是如此之好，明白了画种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学习水墨人物画这是我唯一的一课，但它对我日后的水墨习作、创作作用是巨大的。
　　我们的花鸟课由江寒汀老师执教。江老师擅画兼工带写，崇南田、虚谷等大家。各种花卉、鸟类无所不能。课堂教学中还时常说些笑话或往日画坛轶事，如抗战期间日本人在沪开虚谷画展，他赶去一看，一大半都是他的仿作。同学们一片笑声，我似乎还能记得当时江老师幽默生动的表情。江老师和蔼可亲，性情爽朗，他带我们去他家欣赏收藏的各种名贵砚台、照相机，去公园写生，他会从中式衣衫中摸出外国相机为我们照相，只有一次在课堂上稍带严肃地说：“我上课开的画稿要保管好，不要乱借。”起先大家并不在意，事后方知，因画稿几次转借，被人卖到了当时的荣宝斋。大家心情有些沉重，但从此对画稿的保存更珍惜了。
　　美专的两年生活中绐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体验生活。当时我们跑一个地方，回来便进行创作。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年级末去了上钢一厂后，我创作了《验钢》；去了普陀、嵊泗岛，我创作了《下海》，也许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毕竟充满了纯真的生活气息。使我初次领略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当年下乡，生活条件远不如今天美术学院学生外出写生。住的是农舍，晚上自己铺草作垫，打开自带的铺盖，闷头便睡。那时的学生那有什么照相机，白天拼命地画速写，每次回来总能带一大堆写生稿。晚上也不闲着，同学们围坐一圈，看老师为老农或同学画头像。欢声笑语，那种生活情趣至今仍令我神往不已。
　　1962年上半年，国家正处在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中印边境磨擦加剧，蒋介石也借此机妄图反攻大陆，那年的征兵条件被放宽到大学三年级以下，一时形势加剧，战争一触即发，我报名应征，并得以批准，从报名参军到离沪一共才两个星期，而一星期内父亲患癌症因无钱进一步治疗，在家去世。切断了主要的经济源头，仅靠外地已婚哥姐的补贴，母亲一生操持家务，最大的培成弟才初中一年级，这就是十八岁的我当时面对的现实，我欲哭无泪，反而望着父亲极度瘦削的遗容，忆想起鲁迅逝世时的遗容速写，我竟然能平静地在母亲和兄妹们的哭泣中拿起碳笔画下两幅父亲遗容。父亲曾无数次地成为我的速写模特，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权作学美术的儿子一片纪念之情。尽管学校领导表示我情况特殊可暂缓应征。但我主意已定，告别美专，自我独立，来摆脱家中的经济困境。
二
　　1962年7月我来到东北大连的旅顺口成了一名海军战士。新兵团的训练生活强度极大，每天六小时的队列训练，顶着烈日，汗水如雨，而冬天零下17度穿着海魂衫、短裤跑步，跳入泳池游泳，只有星期天算是自己的，手痒得不行，就画速写，还在海边拣块大卵石当砚台，兵营没有桌子，只能在窗台上画国画，但当时已是无上的幸福了。离开新兵团，我被分到了大连老虎滩附近海岸的炮兵连，炮兵阵地位于海拔200余米的一座小山上，除了训练，白天和夜晚还要上山站岗，每天要爬三次山。站岗让我体悟到大自然无穷变幻的性格魅力：无际的大海，片片白帆，海鸥飞翔；夜半时分，月色下的山顶上火炮和树林罩上一片银白，宁静至极；而黎明来临霞光四射，红日渐渐升起，则是柔情万般。惊雷霹雳、骤雨暴风的涛声滚滚之夜，你孤独一人置身山野，则更别有一番滋味。
　　独自在山顶上站得久了，也难免无聊，于是站岗时我经常偷偷地在怀中揣着个小本子，待班长查完岗离去，我便画开了速写，山上的树、山石、大炮、渔船、礁石和海流，日子一久都被我画遍了。实在是无物可画了，那日灵感一到，脱去大衣，卸下冲锋枪放在大衣上，前后左右，从各个角度对着那支冲锋枪，直到画得个烂熟，方才罢手。当然，这是违反站岗的职责规定的，但当时技痒难熬，也顾不得许多了。更有一次，为了给一位因故去世又没有照片的新兵开追悼会，奉命孤身一人去医院太平间为死去的战士画像。我要了个凳子站在上面看着他闭着双眼的脸，紧张得发抖的手不知如何作画，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我们连队有一个俱乐部，说是俱乐部，其实条件非常简陋，除了一个乒乓桌，无非就挂些部队的各种条例、规定以及奖状什么的，就像单位里一般都有的荣誉室。当指导员知道我是从美院参军的情况后，他把我带到俱乐部室内说：”这一段时间，就让你发挥特长，把俱乐部美化得漂亮些。”我当时正为没时间作画而犯愁，这可是天赐良机，于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出几天，便把个俱乐部布置得耳目一新，此外还包下了连里的黑板报制作工作，我是把黑板报当成美术创作来画的，画得细腻精到，大受战友的欢迎。一次团部宣传股俱乐部王文臣主任到我们连检查工作，见了被我布置一新的俱乐部各种装饰美化和黑板报，颇为惊讶，指导员得意地把我领到王主任面前作了介绍，恰逢当时营里正要召开党代会，王主任二话没说，当即把我带到营部布置会场——写标语、作宣传画。而这一走等再回到连队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
　　我把学校学到的东西用于展览，作连环画，宣传画。同时也学到了版面设计、展览制作的技术。二年内我被逐级借调，从营部、团部旅顺基地直到北京海军军部参加各种带宣传色彩的展览制作。绘画制作各种宣传品深受好评。为迎接1964年在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军美展，1963年海军文化部抽调各基地创作人员入京召开美术草图会议。我作为旅顺基地的创作人员之一带着草图进京。在北京我们观摩来自各舰队、基地的创作草图并和同志们交流各自的创作经验，我还有幸结识了吴敏、吕思谊、吴彤章、杨列章等一批海军画家。
　　回到了基地，这次我的任务是美术创作，基地俱乐部美工室成了我和另两位战友的创作室，吃、住、创作都在里面，旅顺基地原是1956年中国从苏联手里接收的，因此俱乐部内遗留下不少苏联军队的油画作品，尽管不是名家之作，但也有相当水平。美工室里也存有不少苏联画册及军队画报，在当时境地它们于我无疑是沙漠中的清泉，我白天作完画，晚上就如饥似渴地赏阅、临摹。在这段紧张而又美好的日子里创作的两幅中国画均入选了全军第三届美展，作品内容都是以我最熟悉的连队生活做素材。一幅是战士在炮位读“毛选”，一幅是反映军事训练生活的，并都被选入画册，一幅还得了优秀奖{展览只设优秀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寄来了三十二元收藏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两种单片，寄来稿费一百    元，那年我刚满二十岁。
　　这段日子里又有不少刊物刊登了我的画，寄来了些稿费。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干事找我谈心说，小张你要正确对待稿费，你的一切都是党给你的，就你的画来说，如果没有部队提供这些火热的生活，哪有你的画。还有你的纸、笔、画画的地方，时间，哪一样不是部队提供的，你应当正确处理这些稿费，我一听，是啊!没有部队，哪有我的画。谈话的确触动了我。我找到团部政治处的张主任，忐忑不安地“报告”。主任听完我准备上缴稿费的缘由，不由笑了，说，小张，团长还是海军报的通讯员，他也常拿稿费的嘛!你退什么退？你画画本来就很费钱，只要不乱花钱，完全正当。我将信将疑地退出门外。那天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不少画册，有贺友直毛边纸本的《山乡巨变》等，买了笔墨，砚台。余下的存了起来。
　　借到基地俱乐部工作已有年余，但编制却还在连队。基地几位美术干事待我如兄长一般，这段日子我真是自由自在。去沈阳学习交流，那时就认识了小有名气的廖炯模老师。随北海舰队文工团去海岛演出搞宣传、画速写。1964年军事大比武我当美术记者，忙个不停，但我也纳闷，为什么不正式把我从连队调出来呢?那天从王文臣主任处偶尔得知《人民海军报》有意调我，正了解我的情况。我暗自兴奋，但不久此事便杏无音讯，王主任对此也支支吾吾，而基地的几位干事尽管对我一如既往，但眼神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第二年我所在的连队是基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在编人员须全部归队参加运动，基地将派工作组去连队蹲点。在离开两年后，我便又回到了连队。
　　重回连队，对我是如此亲切。军训照常，只是政治学习加强了，政治气氛日渐浓郁。连队文书素来与我投缘，那天我来到文书室闲聊，无意说起我的一点牢骚：尽管三年来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可我却连共青团都入不了，文书半天都没吭声，忽然起身拿出一本连队名册，翻到我的名字，见出生一栏上写作“地主”二字，我的心便猛地紧缩了起来，在基本清一色贫下中农的战士们中，我能掂出这两个字的份量。也正是对我的重视，部队才派人到我的原籍外调，竟得出如此结果。文书告诉我由于我从未交代此事，故属隐瞒成份，那天起我换了一副人样，人说抽烟能消愁，于是我的烟龄也自此而始。
　　基地工作组的到来意味着运动的开始，那天社教运动以全连忆苦思甜大会开场，听着战友们的控诉，我如坐针毡，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害人的罪魁。全场时常爆发震耳欲聋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一字字就像发发子弹直射我的胸膛。在以班为单位的小组忆苦思甜时，更使我焦虑不安，似乎大家都等着我发言，我能觉察到班长利剑般的目光对我的“特殊关照”。可我怎么开口呢?终于熬到休息，我彻底垮了，私下向班长交代了我生在上海确实并不清楚的“底细”。晚上连首长和工作组召见了我，听完我的陈词。也许凭着对我的好感和信任，他们让我先端正态度，学习党的阶级路线政策，深刻认识，加强思想改造。我连夜写信给大哥张培基。他是中央某部的党员干部。回信来了，他对我们的出身也不知情，但要我相信部队和组织的结论，接受思想改造，出身不能选择，但走革命的路却在于自己。我在班上流着泪水读完大哥的来信并表达了自我改造的决心，终于得到大家的谅解。我是幸运的，因为同时我看到了出身不好的战士被开除军籍，几个牢骚大王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运动足足经历了近两个月，我知道我必须”将功补过”。我发愤地投入军事训练，站岗、出公差、干苦活脏活我都抢在前头，决心“脱胎换骨”。运动末期我终于成为体现党的阶级路践的典型，又被评上五好战士，还入了团。
　　运动结束不久，终于一纸调令，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任放映员，白天搞宣传，制作幻灯，晚上下连队放电影。团部设在旅顺白玉山上一幢漂亮的洋房里。我还有了一间近乎地下室、六七平方米的暗室作为我的工作室。这间屋子原是用来堆放图书文具和乐器的，我竟然在这儿的一堆破烂中找到一个正宗苏军留下的油画箱，以后的三年它成了我亲密的伙伴。王主任告诉放映组长，小张有干完活允许他随意作画的特权，此后我便时常偷闲在这间暗室中画上几笔过瘾或是看看书，作为一个兵，这真算是神仙般的日子了。
　　放电影是我们的日课。每天下午四点坐上卡车出发下连队，司机和放映组长坐驾驶室，放映员则坐在放映机的敞篷车厢里。连队都在深山海边。山路崎岖，险恶异常，路边峭壁上时常滚下大石挡住去路。冬天夜里归来，寒风刺骨，真是够呛。我们用两架放映机把自己夹在中间，身下铺上皮大衣，身上再盖上一件，在车身的颠簸中，居然还能迷迷糊湖地睡去，驾驶室里一声”到了”，才揉开惺忪的睡眼，爬起身卸车。
　　除了放电影，领导们也常让我去炮兵团下属的连队作壁画，写油漆大标语，此外我还常常带着沉重的老式转盘录音机下连队播放首长讲话。遇到这种任务真是美差，因为到全团各连走上一圈至少个把月，这可是我可以独立自主的一个月。我总是带上油画箱、速写本一起上路。连队都在深山、海边，坐长途汽车到达山口，再步行十余里山路方能到达，我至今仍怀念这一段段山路：独身穿行幽谷，踏过海滩，那树林和鸟语，那波涛和礁石。我席地而坐，卷支土烟深深地吸上一口。和着咸湿的海风，打开速写本，面对着天、地、还勾上几笔。年轻的我还会莫名其妙地大叫几声，倾听远山的回声。写到这里我方感到眼角的湿润。真想你啊，旅顺的老铁山！
　　1966年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当时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破四旧、批文艺黑贱的旋风也波及部队。一天我去基地美工室玩，只见室内一片狼籍，柜子打开着，画册、画报成捆地堆在地上，被传递到院子的一个坑里，那里已燃起熊熊大火，干事们见我来就让我帮忙，我无奈地充当了二传手，那些曾伴我度过多少美妙夜晚的画册，汇成一片黑烟，冲天而去，而我的心也在哭泣，迷茫中我走回团部。团部墙上我曾写了多少标语和语录，画了多少主席的光辉形象，如今我却面临苦痛的自我革命。黄冑等已被点了名的黑画家本是我的偶像，我收集了不少他们作品的剪贴，我知道某些地方造反派和部队有磨擦，万一冲击部队，万一搜出这些画我可担当不起，况且我的出身又不好，一咬牙，决定付之一炬，但在最后检阅画片时，还是忍不住留了几张精品，只是把黄冑的题款给撕了。
在那段岁月里我写标语，搞展览布置会场和画毛主席像，但我也是个热血青年，也曾为当年经历的大小事件而激动、迷茫。我还在部队派出的宣传车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更是在沈阳目睹了从长矛到机枪的武斗场面。这短短的篇幅岂能描绘那整整一个年代，容我一笔带过那难忘的岁月，把它深留在我记忆的长河。
　　1968年，复退工作又开始了。我已是6年的超期老兵，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家乡的思念也与曰俱增，母亲、弟妹，家中的经济与我的归属都是现实问题，在那血统论的年代，首长既不敢把我晋升，但也很不愿放我。年复一年，领导不提此事，我也不忍表态，如今，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终于主意已定，走。终于跟王文臣主任谈了，尽管是上下级，但多年的工作相处我们之间有着一种默契，为着最初的知遇之恩，我从未提过要走的片言只语，如今我竟无能相报。为了我的前程，他开始上上下下地奔走。一星期后却终于明了出身对于我的晋升无疑是一道鸿沟，无奈的他终于拍案而起：“小张，你走吧!你为部队做的也已够多了，不能再耽搁你的前程了。”为着这份理解，我流了泪。临行前我来到基地俱乐部，和牛茗桂、陈辛一、周永家、冉茂魁诸美术干部一一道别，几年中他门对我的关怀、帮助令我难以忘怀，1968年3月，我带着一丝怅然离开了美丽的旅顺军港，那是我献出了青春年华的地方，同时也带着一份欣喜回到了上海，这是我亲爱的故乡。
三
　　终于又听到了海关大楼的钟声。扁担的两头是我六年的家当：行李卷和一个装满画具和书本的弹药箱。我挑着它踏上了上海公平路码头，走回了石库门的弄堂口，我是家中四个哥姐中唯一出门又重回上海的，母亲、弟妹自然喜不自禁，特别是也酷爱绘画的培成弟。母亲已在弄口守侯多时。望着母亲清瘦的身影，不禁流泪。六年来，外地的哥姐肩负着他们自己的家及上海母亲和三个弟妹的生活重担。兄姐的恩情难忘，母亲的操持艰辛。而提及我的母亲陈鼎芳，我不得不多说几句，一个典型的具有传统美德的家庭妇女，集贤淑、节俭、勤劳、坚韧、正直、博爱、宽大于一身，尽管一辈子居家相夫教子，但众多子女的品格、操守、处世，待人、奋进、成长，无不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因早年丧父，在我们从少年到青年最渴望关爱、帮助、教育的那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中。她独自承受着生活的重担，用母爱滋养了儿女的身心。从孩童时代起，母亲的人格魅力始终感染着我们，而我们的成长也正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正因如此，我家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彼此亲密无间，始终孝顺母亲。好人一生平安，在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的九十高寿中，母亲仙逝而去。一个平凡的妇女，三位教授的母亲。
　　我的回家，多少对培成弟有所帮助。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学习美术中已有相当基础，我陪他去福州路买了调色盒等用品，在当时，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奢侈品了。我当了六年的旱鸭子海军，复员后却被分配在上海航道局黄浦江上当了名水手。航道局的工作以疏浚航道为主，也担负测量航道、设置航标等工作。我的工作是在一艘吹泥船上开锚机，不久，我的特长又被发现，被借到局联络站搞大批判宣传，常借到外厂画主席像。那年头，像章越做越大，主席像越画越大，语录本却越来越小，我曾在闸北电厂画过五层楼高80张白铁皮拼接的主席像。在外我画油画，可国画却是我的本行，更喜欢画，下班回家我就自己画些小品。说小品，其实是画白毛女、娘子军的剧照和工农兵照片的形象。培成弟是67届高中毕业生，那时也不上什么课，每逢休息天，我俩就整天在家画国画，有时我们一天要画上十来幅小国画。家中人多地方小，也没个写字台，两人的摊子摊不开，就逛旧货店，那天化26元钱搬回了一个旧铁皮做的大写字台。培成一次去淮海路，在一家店里发现了当抄家物资处理、带水印的汪六吉宣纸，赶紧回来告诉我，我俩赶去，记得只花了6元钱就包下了仅有的30张六尺旧宣纸，真令我们得意之极。尽管家里不宽裕，但毕竟我有了份工资，为了画画没有不舍得的。
　　说起兄弟张培成，现在已是上海中国画院的一级画师、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长，时有佳作。但他的成长也不易，我当兵的6年不能直接给他什么帮助，是家中一个旧藤箱中，我在美专留下的课堂作业和美术资料，使他迷上了国画，1964年他投考美专附中，也因出身问题而落榜，整整一夜，他在痛苦中度过，我还记得当时在部队中，他给我的来信中流露出的沮丧和绝望的心情，受挫也正是新的起步，他终于从困境中走出，也真得归功于和他一起学画的三位敬业中学同学——施大畏、陈身道和谢永康，当初他们还是一群酷爱绘画书法的毛头小伙，我还记得他们来我家时俭朴的衣着，腼腆却执着的神情和聪慧的眼神。他们志同道合、刻苦钻研、取长补短、相互勉励。风风雨雨三十年，如今他们都已是饮誉中国画坛书界及儿童美术教育界的佼佼者，
　　我也常与往日美专同学交往，他们都已在专业单位。我内心羡慕他们的岗位，却也庆幸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当年这是一顶保护伞，还为我创造了不少机会。博物馆的几位美专同学邀请我参加中山公园内的泥塑收租院复制工作，我成了天经地义的工农兵作者。多学一门艺术终究是有意义的，我沉浸在欢乐之中。但当时不能业务挂帅，一方面要作好雕塑为工农兵服务，一方面又必须批判封资修的文艺思想。为了显示工农兵是雕塑艺术的主人。为我们的工作作后勤供应的“小工”班子阵容可谓“泰山压顶”，如前博物馆馆长、美专时我的第一任校长沈志瑜先生、雕塑界泰斗张充仁先生，还有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史学家，批斗会时常召开，被剥夺了最佳年华的他们竟干起了泥工的行当，在那个年代，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反常的角色倒置，这无疑是历史的悲哀。而对我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多少学了些雕塑，有如进了次进修班，总是件好事。
　　出了此山又进那庙，工人作者确是忙，毛国伦又邀请我参加《解放日报》的《沙家浜》连环画创作组。革命样板戏是当时文艺的首号题材，被移植成各种艺术形式，但戏才几个，总要撞车，当时工人造反报也搭了班子专画沙家浜。如果说阿庆嫂和刁德一在台上是明争，两家报社便是在暗斗。双方封锁消息，刺探情报。双方各事其主，均有强硬后台，暗斗终于成了明争。创作组气氛也日渐紧张，终于一天晚上在报社头头的带领下奉命来到康平路市革委的一间大厅，与冤家对头造反派创作组对簿“公堂”，竟然引来“春桥同志”的最新指示“革命者呕心沥血创造的样板戏，竟成了某些人争名逐利的资本。”最终的结果是两组合并，在工人造反报社组成”沙家浜”连环画创作组，全部从头开始。新创作班子的人数和实力是空前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戴敦邦、张桂铭、毛国伦，颜梅华、黄英浩、金奎、何志强等十多人。另加一名工宣队员。
　　创作组成了流水线，工序竟分为小稿、草稿、放稿、精稿、主角精稿、头部精稿；勾线也专门有主角勾线、一般勾线、背景勾线，一应俱全。全无画家艺术个性可言，组里的臭知识分子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思想改造对象。头儿们审查某一幅画稿不满意，立即勒令停工整顿学毛选，从思想上找根子。画稿全被推翻重来，恼了的头头拿出前已通过的几个郭建光的形象对专职勾稿的戴敦邦说：“为什么这几张能画出英雄本色?为什么精好的稿子你就是勾不好?你必须端正态度。”无奈加苦恼的他只能把那幅被“表扬”的郭建光的形象，制版后贴在砚台盖上，边画边“改造思想”。违反艺术创作规律，只能是越画越糟。最终是按着长官意志，把获准通过的各种角度的郭建光头像在车间制版、打样，从小到大的头像犹如铅字的大小序号，供画面剪贴之用。艺术沦落至此已是无话可说了，“沙家浜”大会战结束，我又马不停蹄加入上海人美”大寨”连环画组赴大寨，三个月的创作生活让我饱览了山西乡土风情。
                                四
　　1973年航道局也成立了《航门激浪》文学创作组，我被招回局里为他们的小说插图组建美术组，同时我也搞起了国画创作。在创作《航门激浪》插图时我曾随航测船队出航，航标工水上作业的艰辛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在家中墙上钉上画纸，下班回家便作画不辍。记得前一年我已结婚，星期天我怀孕的妻子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陪着我搞创作，这幅反映航标工工作的《闪光》入选了当时的全国美展，并刊发在各种报刊画报、画册上，还被制成巨幅宣传牌、木版水印等。说来惭愧，现在看来，此画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在我的绘画生涯中，终究是重要的一章。
　　美术组还集体创作了不少作品，如中国画《风口浪尖》，连环画《鸭绿江畔》等，均入选了上海美展，我们的美术组其实就是当年业余作者境况的缩影，当年的美术组有它特殊的创作方法，大伙集体讨论构思，若独立有困难就分工分组，大家埋头苦干，经常通宵达旦，作品成批地创作出来，竟也多次入选全市、全国甚至联合国的各种展览，在当时的上海画坛小有名气，也必须承认这些作品是缺乏深度和个性的，我亦无意推崇，但这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市工人文化宫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遇有任务去创作，常和老朋友王 吉力 音、奚阿兴、蔡兵等一起相互交流，得益非浅。同时我也是市文化宫、一些区文化宫美术班的辅导老师，当年没有艺术院校，美术爱好者常在此学习，绘画热情无比高涨，而且也出了不少作品。不少人后来进了各种艺术院校深造，成了专业画家中的一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举国一片欢腾，第二年为纪念建军50周年，北京将举办全军美展。专业、业余美术工作者积极投入创作。我选择了“渡江战役”，施大畏、韩硕这对黄金搭档创作“上海解放”，我们借老美术馆二楼创作。为赶时间，三人没日没夜地车轮大战。你画我睡，我画你睡，一星期后，两幅场面宏大的大画，跃然而出。走出美术馆都不知过了几天。我熟悉的不少业余作者就是在这样的磨练中走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需要安定，经济需要繁荣，一切将走上正轨，恢复正常秩序。但”文革”十年中，大学停止招生，没有毕业生。专业美术队伍老化萎缩，现在，这空缺的位子，由我们这帮“临时工”顶着。各出版社、艺术院校、各美术单位都需要充实力量，以维持正常的运转。业余作者中的佼佼者，正面临着双向的选择。我又一次站立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凭着我两年的大学学历，近几年的创作成果及担任各处辅导老师的经验，在老同学方世聪推荐下，我于1978年5月跨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在当时的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任教。与此同时，上海的一批优秀业余作者也先后跨入专业的行列。他们成了当今上海美术界的中坚力量。
五
　　跨入专业行列，心情特别舒畅。美术系原本有在适当时候独立成立上海美术学院之说，但时过境迁，在首届学生毕业，并举办了一期油、国画进修班后，1980年终于解散。我又转入舞台美术系绘画教研室任教，后担任绘画教研室主任，在戏剧学院前后竟有16年，戏剧学院面向全国招生，毕业后学生又走向五湖四海，多年来，师生间关系良好，同事感情融洽，但心中总有一丝遗憾，特别是改革后取消了中国画课，为完成工作量，我只能去教素描、油画，尽管也能胜任，终究非我所长。而我的母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历经磨难、更名、迁址，终于在1983年并入上海大学，成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他是我终身向往的地方。建院伊始，我就被借去国画系任教一年，但调动之事终未成行，经过十年反复努力，1994年终于从戏剧学院调往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担任中国画系主任，在1962年当兵离校32年后，我终于又来到了美院中国画系，那里有我当年的老师和同学。我走进教室，穿行在画架之间，夕阳余辉的映照下，画板上仿佛留下了我当年的影子。
　　作为一个画家，我的经历只是一个普通人或具有类似经历的同代画家中的一个剪影，也许还算是一个幸运儿。在这既无宏伟大业，又无花边新闻的叙述中，我只想展现一个平常人伴随时代风雨的历程，诉说人生、事业之旅中的艰辛和崎岖，刻苦和奋进，光明和平坦。正因如此，我时常回想起岁月沧桑和人生轨迹中朝夕与共的士兵、工友和朋友们。期望自己保持一份平民意识、平和心态。画家只是百姓一员。四十余载学艺、从艺漫漫历程，方悟及人生与艺术某些哲理已是莫大收获。《画缘》文字已尾声，但和水墨丹青之缘终将一生。
　　作为一名教师，我庆幸最终的职业选择，既与艺术为伴，又与学子为伍。我常以心中的诸位恩师作楷模，力求为人师表，却自愧不如，在欣慰地看到不少学生已含苞初放之时，我更想对教室中我的学生寄语：“面对当今时代，你是否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往日的泥泞之路不复存在，未来的高速公路未必一路顺风。”
　　　　　　　　　　　　　　　　　　　　　　　　　　　　　　　　　　　　　　　1997初稿
   　　　　　　　　　　　　　　　　　　　　　　　　　　　　　　　　　　　　　　2003年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