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

　　我从事中国画专业已近五十余年，现任职于上海中国画院，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思源书画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2009年1月我受聘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的祖籍是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黄花村。1942年2月22日我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区。我出生时，正是全中国抗日爱国运动如火如荼的岁月。听父母说，温州曾经三次沦陷，我和弟弟都被放在篓筐里，用扁担挑着逃难到山区，后面就是追捕的日寇。那种艰险的情形，使我母亲王冰廉在几十年后，都还会在噩梦中惊醒。
　　在抗战的烽火中，我父亲张明曹手握画笔和木刻刀，开始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宣传，走上了革命的艺术道路。父亲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美专求学时期，多次聆听鲁迅先生讲课，在鲁迅先生创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下，先后加入“MK木刻研究会”、“野风画会”、“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抗战爆发，他回到家乡温州，一面做教师，一面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的　　木刻作品，成为我国早期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位实践者和倡导者。同时他也是一位美术教育家，培养了不少优秀国画家和版画家。
　　我在温州度过了少年时期，小学就读于温州市第一小学，初中一年级上学期就读于温州市第四初级中学。温州是浙南沿海的一座宁静小城，风光绮丽，人杰地灵，几千年的瓯越文化及灵秀而勤奋务实的民风都给少年时期的我留下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父亲于1952年离开温州到上海工作。1955年初，我到上海与父母团聚，由此得以沐浴在父亲的仁厚与威严之中，并开始了在上海的求学。我的初中是在上海市第一女子初级中学求学，高中就读于比乐中学。因为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我从小就酷爱美术。父亲曾亲自教我画素描和静物写生，并利用暑假安排我到“孟光画室”、“现代画室”（由同济大学陈盛铎教授指导）学习素描。这两个画室在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很具影响力，许多青年画家都从这里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并步入艺术殿堂。
　　在父亲的教诲和鞭策下，青少年时的我就具备了一定的造型能力，并掌握了初步的国画基础，从此得以在中国画的艺术海洋中扬帆。
　　1960年5月，我18岁那年，我的第一幅国画创作《妈妈变了样》入选上海市美术作品展，并赢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美术》、《解放》、《东风》等多种报刊均发表文章予以介绍。著名油画家颜文梁先生撰文说：“用生动的形象，表达了主题思想，是一幅可爱的画。”此原作展出后，由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最初的成绩，给了我奋进的勇气，在我稚嫩的心里，清楚地知道，艺术之路还刚刚开始。同年7月，我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本科中国画系。而在此同时，上海中国画院也准备吸收我进画院，当时的画院业务室主任程十发先生来我家与我父母商议此事。后经父母考虑，认为我还是应当先进大学系统地学习，把基础打好，今后再看能否进画院。
　　五年的大学生活，充实又紧张，它是我真正踏上专业绘画道路的起点。当时的上海美专国画系，唐云先生是系主任，其他老师有著名画家江寒汀、应野平、郑慕康等，这些老师传统功力深厚，且教学严谨。我以学子特有的如饥似渴的热忱吮吸着传统绘画的精髓，对唐宋元明清以来的许多传世之作进行精心摹习，从工笔重彩到水墨写意，这种刻苦的临摹和系统的研究，使我对传统技法有了较深的理解。
　　60年代初，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大学生每年都要下农村、工厂劳动锻炼，对艺术院校来讲，也是深入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但无论在怎样的艰苦环境下，我都会在劳动之余，或在昏黄的油灯下，抓紧时间画速写，渐渐地完善自己的造型能力。大学期间，我也有过几次作品参展。1964年创作的《评六好社员》入选上海市美展，受到好评，并发表于多种报刊。
　　1965年7月，我大学毕业，上海中国画院继续等待着我。同年8月，我进了上海中国画院，成为画院的一位专职画师，从此艺术人生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
画院自1960年成立以来，聚集了海派画坛最为优秀的画家，成为中国画专业学术研究创作机构，这里有许多我所敬仰的大师，是我学习的海洋。
在与大师们相处和接受教诲的同时，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提升了我的境界。
　　1965年秋，《解放日报》要发表一位解放军战士的英雄事迹，要求画院在一天内完成一幅国画作品。时任画院副院长的王个簃先生与我连夜合作了一幅《一心为革命的王杰同志》（由他画松树、我画人物）。作品完成后，得知我没带印章，精于篆刻的个簃先生立即动手，刻就一方，盖上印章，就由报社拿走，第二天见报。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那个年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用心贴近生活，用心感知时代，并创作反映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也是我们当时的激情所在。
　　1966年3月，我前往上钢三厂深入生活，头戴炼钢工人的藤帽，身穿帆布工作服，背着速写夹，白天上炉台，晚上做夜班，脸被熏黑，脚底烧得发烫，但在劳动之余，我借着炉火画速写，以致汗水滴湿了画纸，那一幅幅的速写，成为我后来创作中的重要素材。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和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面临动乱，我被迫放下了画笔。有幸的是　　1968年5月-8月、1969年5月-10月，我两度被上海市派往湖南省长沙市及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参与革命历史画创作工作，并在当地农村短期地深入生活、收集创作素材。期间我创作了《农村调查》（中国画）、《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油画）。这些大题材、大尺幅的创作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我在湖南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并在回沪后又创作了《韶山建党》大幅国画作品参展。可惜这些作品原作都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遗失了，只有其中的一部分留下了画照及素描稿。1973年以后，我曾和几位专业画家一起，多次在上海美术馆辅导业余作者并合作创作，有多幅宣传画、年画作品出版，其中两幅作品分别入选　　1973年和1975年的全国美展。
　　1973年9月，我当选为上海市第六届妇代会代表。
　　文革后期，画院开始可以接受一些创作任务。1975年我为当时新建的上海万人体育馆创作了国画《新苗茁壮》，这幅画至今仍挂在万体馆的外宾接待室里。1973年我从嵊山渔场写生归来，创作了《海上长城》，此画在上海市美展上展出后，曾被当时的锦江饭店从美术馆借去作布置画，待80年代后期我去寻找时，也已流失，现今只留下一幅发表的印刷品及素描稿。这些流失的作品，一直令我非常遗憾。
　　那个年代，画院的多位老画家对我的艺术有过很深的影响。朱屺瞻和谢之光先生作画豪放，风格独具，文革后期，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艺作画，成为忘年交，他们对艺术的许多见解都是超前的。对我很有启迪。
　　程十发先生作画洒脱不羁、才气横溢。1976年6月，我与画院的几位年轻画家，同他一起赴黄山写生，目睹他对景写生时的投入和激情、对景刻画的深入仔细，原来大师写生时也是如此一丝不苟，令我受益非浅。
　　林风眠先生也是我所崇拜的大师，他文革后期到画院，文革结束，1977年赴香港定居，在画院时间不长，但他的人品和画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结束后，他曾与我合作了一幅作品展出。在画院还有很多的老前辈艺术家，对我的艺术人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文革结束，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此时写生、参展是我艺术生活中的主旋律，而自己在创作上的驾驭能力也日臻成熟。1978年创作的雷锋形象《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是70年代后期的代表作，时代特征和形象刻画非常突出，入选多种画集和画展，直至三十多年后在2007年“时代华章•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50年作品展”上展出时同样受到高度评价。
　　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的变迁，在近现代艺术思潮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激烈碰撞中，我的创作思维也得到解放、审美情趣得到提升，创作中，我追求中国传统笔墨和西方现代艺术的互相渗透，力求创新，并为以后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1983年11月，我深入云南瑞丽写生，住傣家人的竹楼，共食野果野餐，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并绘得大量速写，归来后，我创作了《母与子》、《滇西印象》、《忆孔雀之乡》、《瑞丽途中所见》等。我以炽热的情感和洒脱、粗犷的笔触描绘民族风情，融合中西画法，表达了自己在艺术上新的追求。《母与子》在1988年上海首届妇女书画展上获得优秀奖。
　　1985年6月，人物画《梅花精神》入选全国体育美展。1988年作品《秋》参加香港、深圳中国画全国大赛并获奖。这时期，我在历史题材人物画上也作了探索，以清润的墨色和遒劲的线条来刻画历史人物的丰富内涵，主要代表作有《杜甫春望诗意图》、《李清照造像》、《宁静致远》等，也入选多种画集和画展。自从事中国画创作以来，我用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主攻人物画，思考如何通过人物的精神与内在气质表达时代特征和时代风貌，并在形象的提炼和升华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1987年4月、1990年3月，我担任了上海市卢湾区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
　　8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创作也开始了向花鸟画和山水画方面的拓展。中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画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很早以来，我就认为中国画的山水、花鸟画中许多丰富的技法，对人物画创作很有帮助，而如何借鉴也一直是我研究的课题。同时在历年深入生活、写生的旅途中，我经常为大自然的无限造化所感动，如在远山和深褐色泥土衬托下灼目的黄色向日葵，沉重下垂的果实蕴含饱满的生命力等等，一种以收获、土地、天空、阳光为主题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凸现出来，但这种花鸟、山水画风的形成，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长达十多年的探索渐变过程。其中经历过泼墨泼彩，强化水墨和宣纸的美，用线条节奏来表达平面与构成之美。但更多的是我对大自然的憧憬。这些作品也成为我表现生命之美，寄托思想情操的所在，近二十年里我的创作重心已转移到花鸟画方面。1993年2月作品《鸡冠花》入选上海市美展，获三等奖。2002年5月作品《和平万年》入选“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六十周年”全国美展，获优秀作品奖。这时期的代表作还有《金色的大地》、《瑞气云集》、《却是江南枫红时》、《山村夕照》、《和•合》等。
　　1992年11月，我应邀访美，并在犹他州的盐湖城举办了“张迪平画展”。1993年5月，我又应邀赴日本，在大阪举办了“张迪平画展”，并为大阪阪急国际宾馆作大型布置画。1994年11月“上海女画家张迪平画展”在香港举办。2000年11月我在上海举办“张迪平画展”。
　　国内外艺术界人士称，作品既具传统又富新意，画家豁达的气度、脱俗的审美、真挚的感情表现了自然之美、人性之善，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90年代我出版的专著有《张迪平画集》、《上海中国画院画家作品丛书•张迪平》。1995年专题片《多才多艺的张迪平》由上海电视台录制并播放。1999年《海上画家丹青录》光盘由上海音像出版社发行。
　　2000年至今，出国考察、交流活动逐渐增多，日本、欧洲、澳洲、北非、东南亚都曾留下我的足迹，在此期间，我在搜集素材之余，马不停蹄地参观各地文化遗迹、欣赏各大博物馆中的艺术精品，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2007年3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我随上海市文联访日代表团访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长期致力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70年代我曾与沈柔坚、唐云、陈秋草、陈逸飞等画家接待过他们的美术家代表团，而今当时的几位画家如加山又造、高山辰雄等都已作古，但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依然源远流长。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曾担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夫人的水墨画导师，为增进友谊和促进文化交流而工作。
　　2006年4月我任上海市第六届文代会代表。近几年我出版的个人专著有《现代国画创作与人物速写》、《上海美术家画库•张迪平》，名录入编《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二十世纪杰出人物》、《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录》、《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录》等，作品为毛泽东纪念堂、上海孙中山纪念馆、温州博物馆等收藏。
　　作为一位画家，几十年来我曾多次在农村深入生活、进行采风，目睹了贫困地区一些儿童失学的情况，尤其是女童，从小背娃砍柴，求学机会更少，那些渴望上学的眼睛常常刺痛我的心。所以，我和我的丈夫黄健泽于1998年开始捐助在云南省武定县、墨江县建造希望小学。2002年捐资在安徽省巢湖市栏杆集镇修建“惠华小学”。2006年捐资在云南省红河自治州建水县修建“健平小学”。
　　2002年4月，在参加完惠华小学的落成典礼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曾使我右臂粉碎性骨折，重伤住院，但我对孩子们的牵挂和祝福并没有减少。
　　2003年开始，我们又在上海理工大学设立了“惠华助学金”和“惠华奖学金”。从2004年起，我们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高校帮困助学先进个人。当我在艺术之路上孜孜以求的时候，我也无私地奉献着我的爱心。
　　回想自己的大半生，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始终伴随着我，锲而不舍，攀登艺术高峰是我一生的追求。
　　今后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继续留下自己的艺术足迹，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变中完善自我，在线条与时代的节奏中迈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