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

    我生于1944年1月29日，江苏丹阳人。196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即分配至上海师范大学任教至今。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副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学术带头人。
　　我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协古典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编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我自幼就有写作的爱好和冲动，向往和憧憬当作家和学者。从初中开始，作文就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讲评，高中也如此，因而引发了个人报考文科的兴趣。进入大学，第一篇作文依然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评。大学四年学习中，受教于著名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他亲自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在该门课的考试中，自己以98分高居全班第一，试卷被张贴在班级墙上展示。因为是钱先生的课，故得此高分特别荣耀。又曾受教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瞿光熙先生，经常登门求教，问道解惑，在他的指点和提携下，我学生时代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并引发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由于瞿光熙先生家在上海，自己分至上海工作后，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直至文革开始瞿先生被作为“苏修特务”而被隔离，最后迫害至死。后来听熟悉瞿先生专案组工作内情的同班同学、现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讲，当年我们和瞿先生交往的所有情形都被录像，连私人信件也被拆看过；幸好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最终战胜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文革以后所谓“畏罪自杀”的瞿先生被平反昭雪，当年作为小青年的我们当然更没有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钱先生的课种下了我日后研究古代文学的种子，而瞿先生的引导则激发了我写论文的兴趣。
　　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至上海师范学院留学生办公室工作。当时正是抗美援越的年代，作为越南的后方，一大批越南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分散在全国许多高校，上海师范学院也是其中之一。任务主要是教授留学生汉语，这实在并非我的强项，因而喜欢写文章的习惯依然保持了下来。
　　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连留学生也不能幸免。很快留学生都回国了，留学生办公室徒留空名，唯一的任务就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喜欢写文章的习性没有改变，但在那种政治形势和气候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象肥皂泡，无影无踪地消失在空气之中……
　　1974年，正值“文革”后期，一个偶然的机会落到了自己头上：我被抽调到当时的文化部参加《红楼梦》校注工作。当时的文化部还被“四人帮”所把持，但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的偏爱，在那个年代居然集中了十几个人从事学术性很强的《红楼梦》校勘和注释工作。校注小组组长最初是袁水拍，副组长是李希凡；冯其庸先生是主要担纲者。组员是从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各地抽调来的中青年教师，我是小组最年青的一位。地点就在当年的恭王府，前中国音乐学院楼内。参加校注工作我的时间最短，因为家里有事一年后就回上海了。但当时校注组集中了各种珍贵的《红楼梦》版本，以及一批作秀的学者专家。它使我明白了什么叫学术研究，从此迈开了《红楼梦》研究的步伐，使我原来喜写文章的习性真正落到了搞学术研究的实处。回到上海以后，我即利用当时能接触购买到的各种《红楼梦》珍贵版本，开始了我生平第一个学术研究课题：《红楼梦》脂砚斋评本和评语研究。此书1978年完成初稿，1979年改毕，1981年以《红楼梦脂评初探》的名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受到老一辈学者周汝昌、冯其庸等先生的好评，以及学界和社会的欢迎。此书1986年获上海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
　　自第一本著作出版后，我学术研究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因为研究中已感觉到《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关系，因而与《解放日报》资深记者陈诏先生合作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著作《红楼梦与金瓶梅》，198  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又同样因为在研究中感受到《西厢记》对《红楼梦》的巨大影响，198  年，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三本著作《董西厢和王西厢》。
　　1985年，停顿了一段时间的高校职称评定工作恢复，之前我还是讲师，申报了副教授职称。但当时正好是强调破格提拔年青人的时候，我们学校在筛选之后，决定让我破格申报正教授，而且当时主要是学校推荐，个人申报不是最主要；就这样，我以上述三本著作和《文学遗产》等刊物上的文章，破格提升为正教授，批下来的时间是1986年，正是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是当时上海市最年青的文科教授。
　　自此，我专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从《红楼梦》至《金瓶梅》，再到《西厢记》，再到整个明清小说，再到小说评点，再到小说与宗教和文化，又接着先后出版了《明清小说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台湾大学出版社）、《明清小说选析》（台湾大学出版社）、《红楼梦探究》（台湾大学出版社）、《金瓶梅概述》（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主编了《红楼梦鉴赏辞典》和《金瓶梅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家权威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本人还承担过“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等国家课题，“古本小说词汇释”、“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与现代阐释”等教育部课题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并担纲完成了上海世博局招标课题“中国国家馆展示概念框架内容深化研究”。从上海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开始，几乎每届都有著作或论文被评上，第一、二、三等奖都有。
　　在继续坚守原有学术研究领域的基础上，本人又致力于原汉字文化圈内的东亚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陈庆浩教授，韩国高瓦大学的张孝铉、崔溶澈教授，越南汉南研究院的郑克孟教授，我国台湾成功大学的王三庆、陈益源教授，台北大学的王国良教授等，合作整理出版东亚汉文小说，其中包括《越南汉文小说集成》、《韩国汉文小说集成》、《日本汉文小说集成》三部大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套大书系国际合作、两岸携手的大型项目，预计字数达到二千余万字。出版后将为上述三国的国别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领域，并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地区合作提供文化上的支持和亲和力。
　　近年来，本人又构建了一个称之为都市文化研究的崭新平台。大致是从1998年开始，我们筹建了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并于该年召开了“上海——香港都市文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著名学者、时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的李欧梵教授作了关于“双城记：上海与香港都市文学和文化”的主题演讲，王蒙、余秋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裴宣理和国内许多专家学者莅会；第二年，又主办了“上海——台北都市文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王元化先生和时任台北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在会上分别作了主题演讲，会场气氛热烈，众多境内外媒体和师生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这以后，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举办一次类似的会议，先后又举办过“上海——首尔”、“上海——东京”、“上海——纽约”、“双三角论坛”等多次有关都市文化的国际学术会议，今年十月份将召开“上海——巴黎”都市文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标题的“都市文化研究”逐渐形成品牌，2001年，上海市为创新科研机制，启动了首批六个

　　E研究院，其中就有“都市文化E研究院”，这个E研究院具体就落在我校；2004年，教育部又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批准我校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为教育部直属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迄今为止，这是上海地方高校中唯一的一个基地。在此同时，我们又在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内自主设置了“都市文化学”的二级学科博士点，于200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学校还组建了青年教师组成的“都市文化创新团队”；最终“都市文化研究”作为上师大的四大学科群之一，进入了学校的十年发展规划。就这样，一个无意间捕捉到的念头，经过多年的培育，成为了学校的一个品牌学科和学科群。这中间，天势、地利的因素不可或缺，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大地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迅猛前行的时候，也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重新堀起的时候，“都市文化研究”正切合了当下现实的需求，故而它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
　　从《红楼梦》研究开始，进而到整个古代小说，进而到东亚汉文小说，进而到都市文化研究，自己走过的学术历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和时代的印痕。
　　在我今后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件工作我特别看重：一件就是上面说到的东亚汉文小说的整理和出版，它会为后人留下一套可靠的文本资料，目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之中，尽量不出硬伤，保证校勘质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另一件是已进行了十年的“古本小说词语汇释”，前期工作依赖我的亲人和学生已经基本完成，但还有大量的改定工作等着我做。这是一本原创性较强的词语类工具书，从四、五百种小说中抄录词条和例句，然后撰写释义和溯源。由于古典小说词语的特殊性，它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在我所做的学术工作中，也许这两种是可以“传世”的。
　　《书•说命下》有云：“唯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意思是一个人谦虚好学，时自策励，则其所修为帛始达，源源而来。我以此作为我的座右铭，时时勉励和鞭策自己。我的名字孙逊，也典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