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
　　1942年11月，我出生在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中医——石氏伤科家庭。
　　石氏伤科肇始于曾祖父石兰亭，他亦武亦医，在原籍无锡前州乡里行医习武。祖父石晓山（1859－1928），自幼学习拳棒武术。十余岁时，全家迁至上海。年稍长，学习理伤技术。祖父有武术基础，体力强健，又得曾祖父悉心传授，在不断的诊疗过程中，运用接骨入骱手法，渐趋纯熟而敏捷。甚至到晚年，尚能单独操作而应付自如。祖父对针灸的应用，亦颇擅长，运用得当，每起沉疴。听长辈说起过乳娥肿胀，难以吞咽（扁桃体炎），其在指尖取穴，点刺放血而取速效的事例。祖父很早就参加当时的学术组织“中华医学研究所”，被推为评议员之一，在该所附属医院兼任伤科主任。平日也好与同道讨论学术，交流心得，学人之长。据说石氏伤科的常用外用膏药之一“阳和痰核膏”，即得自外科李瑞林先生。所以，他对中医各科理论和治疗都有一定的认识。设在南市新新街的诊所在中医学整体观的基础上治伤为主，兼针、外科，外敷内服，针灸手法，综合治疗而得效显著，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父亲石幼山（1910－1981）这一代， 石氏伤科发展为有理论、有经验、有验方、有技术的江南伤科主要流派之一。
　　大伯父石颂平继承了祖父的医疗经验，伤科、针灸之外，对外科亦多钻研。传统伤科治疗的损伤包括金疮，即皮肉破损的开放性损伤。石氏伤科的经验药物就包括了十余种治疗皮肉破损和痈疮疖疔的外用药。当时诊所药柜陈列着色彩各异的各种药膏和药粉，颇为壮观。大伯父是当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中医之一，他丰富了石氏伤科的学术内涵，拓展了社会影响。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其时，祖父已过六十岁，就先后命二伯父石筱山（1904－1964）和父亲从就读的神州中医专门学校及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辍学，在家襄诊，助理诊务。
　　二伯父是石氏伤科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二十岁左右临诊，一年后携父亲共设诊所。1933年，诊所由老城厢迁至发展中的上海市中心——连云路（今延中绿地中间段），规模逐步扩大为四大间。二伯父有扎实的中医学基础，应用自家特色的手法、方药得心应手，善待各位病人，也善于与社会各界妥善协调，遂成为颇有影响的伤科名家。二伯父很早就收徒授业，传授治伤技术和经验。而并不是如某些资料说的“传内不传外”。
　　父亲勤奋务实，终年忙于诊务。从医之初就有回顾当日工作，思考不断改进完善的习惯，经年累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与二伯父弟兄情深，毕生和睦相处。母亲出身于儒医之家。外公张杏荪业中医内科，也熟悉中国传统文学。曙光医院最早的内科主任刘鹤一先生，早年受业于杏荪公，学的是文。所以，母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也善女红劳作，料理家务井然有序，也是二伯父和父亲这个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的诊所事务管理的重要帮手。
　　家庭是诊所——家庭一体化的和睦兴旺的大家庭。五十年代以前，父亲一代三兄弟全住在一起，从未有过家庭争执的印象，而留下的只是互相爱护、尊重、帮助的美好记忆。老一辈与街坊邻居，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也不论贵富贫困都十分融洽，还经常给予帮助。同道间时有往来，晚上或会有几位来坐坐聊聊，吃顿饭。我们这一代在和谐融洽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给我的影响是平平和和处世，认认真真做事。我也受到二伯父干练和领导能力的影响，父亲务实本分，母亲管理和服务的熏陶，而从小又对伤筋动骨的疾病和治疗有些初浅的印象，对伤药制作应用有些具体概念。
　　求学生涯是很普通的。我较早就读，推算起来是虚岁5岁读小学，在年级中总是年龄最小的。因此，深受师长的关爱，学习成绩则平平。要说有收获，其一是下乡和劳动，其二是看戏与阅读。高中时曾到缝纫机厂劳动。58年进大学，第三天就下乡劳动。以后是几个月在农村办学，直到春节前。再后断断续续约长达一年的下乡、下码头、造房子（建龙华医院）等。那时下乡是背着铺盖。远是搭车，近如上海县（今闵行区）则步行。睡稻草铺就的地铺，吃在农民食堂，除了韭菜就是茄子，临厕是露天的粪缸。当时我的家境算是较好的，但家庭中的长辈对我们从不娇惯，我们兄弟都能适应各种环境。我那时十六岁，体格并不十分健壮，也还是能经受不低的劳动强度。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工人，对他们很亲近，有感情。我倒是觉得现在的学生下乡太“奢侈”，竟连铁床都要运来运去的。母亲是苏州人，有闲时会听听评弹。家庭与社会的广泛交往也包括了演艺界，又能有机会买到五十年代各种剧场的入场票。我们就有听书观剧看演出的机会，进而去阅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我也有兴趣去了解各方面的知识，从好玩开始了解了礼仪、文化，拓展了知识面。杂学的结果就可能“撞”出新的东西，我也学会了学习中抓住要点，大学的后几年每逢考试我往往是交卷最早的。也对怎么去说清楚一件事有所感悟，对以后的教学工作颇有帮助。
　　1964年8月，我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曙光医院工作，第一个经历是下乡参加四清22个月。以后也参加过多次半年左右的下乡巡回医疗，在农村有一定的时间。四清时住在最困苦的农民家里。上海郊区种植很不错的水稻，就总有很好的米饭，我并不感觉生活上有什么不便。下乡巡回医疗或搭伙在农民家里，亦或独住在卫生室自己烧饭。而在医疗工作的过程中与当地农民、干部、赤脚医生都有良好的关系，学到了不少生活中以及诊疗过程中交往的知识。工作要涉及内、外、儿、五官各科，也助于提高业务素养。现在想来主要的遗憾是四清时没有用闲暇时间多看些业务知识的材料。
　　1966年夏，回医院到伤科工作。尽管出身于伤科医生之家，真要做起伤科来仍然要从头学起。66年下半年后，上班之外，有三个晚上政治学习，二小时。其余时间全都可用于业务学习。我读遍当时为数并不多的专科书籍，全面翻阅了各专科杂志的有关文献，记下数以千计的文摘卡，补充夯实了专科的业务基础。由于我的家庭背景，又医院离家很近，病人多一些信任。我则诚惶诚恐，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以后遇到的都是好同事，更遇上了几位好师长。伤科科室不大，但科室同事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都以工作——治好病人为第一要务，都十分惦记病人康复的情况。有些骨折病人行动不便，我们会主动上门，走小巷、爬阁楼去随访。几年后，与骨科合并更是取长补短，在中、西两方面都有发展。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技术和知识，也学到了怎么去做好一个医生。
　　父亲是我的老师，在读书实习时按规定随诊抄方。1980年又经领导安排我正式作为继承老中医经验的学生跟随父亲学习。在父亲指导下阅读伤科文献，开展诊疗工作，参加医学百科全书伤科学卷的编写等。在中医伤科学方面不断有所进步。另外，影响很大的老师是主任郭汾医师，他是骨科泰斗叶衍庆先生十分赞赏的中青年。十年动乱中，他说：“他们说我是 ‘白专’，骨与关节外科杂志（最权威的骨科杂志，英文版）我都没能每篇都认真看啊！”其实，休息天他是上海医学会图书馆的常客。工作中敢于创新，在有限的环境中做出最好的成绩。他教我了解了西医骨科的全貌。此外，我从上海有一定影响的伤、骨科医师处都得到许多业务上、品德上的教益。是他们教育我对待工作必须十分认真。大学教学每授课一学时配七学时的备课时间，而我的准备还超过这个时间。又多考虑一些从学生、听者角度来理解掌握内容的方法，认真又注意方法，教学效果就好。认真务实，虚心好学，平和待人的习惯是家庭和师长对我良好影响的反映。这使我开展各项工作都较顺利。1986年成立中国中医学会骨伤科分会，我任秘书长，学会工作得到了各地同道的热情支持。
　　1988年，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医院院长的岗位。一个业务专业人员从事行政领导，什么都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多学、多问、多做就逐步地会做起来。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委，有勤于工作的行政一班人。尽管正面临医院全面改扩建，困难多，头绪多，医院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而且学会了认识和抓住机遇，持续不断的跟上整个社会前进的节奏，持续地有所发展。1993年，实施岗位竞争上岗的应聘制，行政领导不断有新的内容在发展，专业业务更有新知识在浮现。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可兼得鱼与熊掌，就又回到业务发展的轨道。
　　九十年代起，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的成效越来越明显，反映在各专业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中医高等教育从本科为主开始向研究生教育占相当比重转化。上海又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骨伤科疾病谱与社会需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伤科已不再是病人就诊的主要原因，骨与关节退化性疾病成为主要诊治病种。医疗工作与临床研究结合，中医中药的效果开始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诠释。对每个人来说都面临着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局面。我还算能跟上，成为全国老中医传承班导师，上海市名中医，也指导了十几位博士研究生；得到了863计划，九五攻关等课题资助，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十余项部市级科技奖励；新药研究结果转化给生产企业。
　　我能多做些有效的工作还得到了家庭的大力支持，母亲能干贤达即使十年动乱时期，她受到很大伤害，家庭经济十分拮据，还是能妥善安排好父亲和我们的生活。我的妻子家住嘉定，工作之外侍奉二老，养育女儿和侄辈，来市区后承担了全部家务。女儿也很独立，学习和生活不需要我们费力。所以，我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我的工作和学习。
　　新世纪以来，中医工作呈现多元化兴旺发展的局面。而恰恰是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下的中医学本身的传承和发展十分薄弱。客观上原因是医学的社会语言体系和评价体系已是西医学。维护和发扬真正有中医固有特点的内涵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欣喜的是，年轻一代中有志于从事这方面发展的，也有人在。相信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