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
    我出生于1934年  月。祖籍无锡，我虽然姓荣，却与那个中国民族资本的名门望族并不沾亲带故。老家距荣巷也很远，倒是推开后门望得见的一溜丘陵（叫做“鸿山”）以及历来归属的行政区划“三让乡”之名，与上古文明还真颇有些渊源。我从未见过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仅从大人口中粗略听说，祖父以木船承运粮食、蚕茧为业，外祖父是开成衣铺的。我的父母双方还是远亲。也许我的父亲并不喜欢干运输这样的流动性行业，所以毕生从事农耕和蚕桑。苏南人多地少，种田收入微薄，我父亲为数有限的几亩地，桑园占了不小的比重，养蚕卖茧更是主要收入来源。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的命运也许比茅盾名作《春蚕》中那个老通宝好得多，靠农桑所得能在上海租界内承租了一栋两层楼房，再在上面搭建了“假三层”，除自住外，绝大部分都转租出去，靠租金差价维持生活。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在上海上学。我的大姐长我17岁，大哥长我15岁，从我记事时起，他们都已出嫁或就业。我的母亲带着孩子住在上海租界，我父亲只有冬季农闲时来沪住一阵子。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兄姐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我除了上小学，随兄姐看电影（多半是周日上午的儿童场），跟母亲看地方戏和听收音机里
播送的长篇故事，大概就是我的“文化生活”内容。
　　这里不得不提到几乎陪伴我整个童年时代的一本书：《大戏考》。这是一部唱片检索大全，凡是到某年为止灌制成唱片的戏曲唱段和歌曲的词儿都能在里边找到，其中京剧最多，好些剧目还有用浅显的文言文编写的剧情梗概。少数广泛流传的歌曲则附有简谱。剧情故事中我记得《西厢记》（也包括《会真记》）不同版本的结尾居然大相径庭，甚至有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演法（我最初正是从那里读到这个四字成语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产影片《天伦》，我记不得自己究竟是否看过（看过也不懂），但我绝对是先会唱该片主题歌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后来才从国文教材中读到并明白《孟子• 梁惠王》中此话的原文。我听广播很早就学会唱这首歌曲，它的尾声“浩浩江水，霭霭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的雄伟气势，堪称我最早感受到的审美震撼。《大戏考》中刊有此曲的词和简谱，“人皆有父，繄我独无，人皆有母，繄我独无”，这个“繄”字虽然我认不得，但跟着唱片知道念yi，而且我依稀记得谱中此字好像被错排成“翳”字（这都是稍长后通过查考才得知的）。
　　2005年，我曾应《世纪》杂志之邀，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专辑写过一篇短文，记述我在先为“孤岛”，后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租界亲历的几件难忘实事。那正好是我小学毕业前开始懂事的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学生要学日语，但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学的英语，读过《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等，因为这些教材有故事，比干巴巴的日语单词有趣得多。究竟是英语老师偷偷教的呢，还是学英语并不犯禁，我对十来岁时的记忆模糊得很，不敢断言。因为我上中学的英语课并非从字母开始，倘若此前从未学过，怎么可能？
　　1945年夏天，我刚小学毕业。可能日本败局已十分明显，传闻盟军将轰炸上海敌寇据点，于是父亲把我带到无锡乡下，去避池鱼之殃（1937年8•13事件中我曾险些送掉小命）。那时离沪不足100公里的苏南农村几乎与世隔绝，直至9月份才由从上海返乡的村民带来战争结束的消息。父亲赶紧把我送回上海准备上中学。可是学校基本上都已经开学，只能从尚在报上登广告招生的学校中胡乱挑一所，我便在私立光华大学附中初一就读。不过这一年却定下了我一生的发展方向。
　　老师中有一对徐氏兄弟，教英语的哥哥徐燕谋和教国文、史地的弟弟徐承烈上的课，与我的兴趣完全契合，我还跟后者的儿子坐在一起成为好朋友。特别是承烈先生晚上给初二、初三学生开的补习班，专讲《古文观止》（我记忆中自己好像是获准免费听课的），简直听得我如醉如痴。袁枚那篇《祭妹文》结尾处的“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竟令我潸然泪下。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徐氏昆仲乃是光华大学一代名师、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高足。直到数十年后，我与吕先生的女公子吕翼仁（俄苏文学翻译家，笔名左海）都进了上海编译所，尤其到上世纪末，通过左海我又联系上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恩师承烈先生，可惜燕谋先生（解放后长期任复旦英语教研组长，他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曾被普遍采用）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压力下得了严重的怔忡之症，竟到了文革结束后还会投井自尽。
　　光华附中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但私立学校的学费太贵，使我一年后不得不考入学费低得多的市立吴淞中学去念初二。而我只爱文史、讨厌其余各科的偏向，又导致一年半后成绩单上不及格的“红灯”开得太多。我不甘心留级，于是又插入民立中学初三下读完初中。这一学期的学费我是提了沉甸甸一网线袋的钞票去缴的，可以想见彼时国统区货币贬值严重到何等程度。接下来我不能让家里再为我的学费犯太大的愁，便去参加市立格致中学高一的招生考试。我知道在理化方面自己的考分一定惨不忍睹，可能是国文（主要是一篇作文）、英语和史地勉强把我救活了。试想，高一只招两个班，还有本校初三成绩优良直升上来的学生占去了一定名额，当时考生录取的比例想必非常之低。我记得进格致念高中那几年，老是打扮得花里胡哨的一名男生，同学们经常嘲笑他是“戤牌头”（意即“仗势力”、“托关系”、“走后门”，该生父亲是另一所中学的校长）进的格致中学，这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类似的旁门左道并非“蔚然成风”，而“择校费”或“一万元买一分”等名堂更是闻所未闻。
　　我还在念高一下的时候，上海便解放了。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怀过考大学求深造的志向。小市民阶层的家庭根本供不起这样的开销，还没有毕业的我，已是家中“学历最高”的了。60年前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能干什么呢？同学中有参加南下工作团的。我最担心成为家中的负担，那时如果有什么店铺能接受我去“学生意”，我一定欣然前往。然而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正经历着好几年的恢复期，通货膨胀还在延续，我大哥原是一家参燕银耳店的伙计，一直支持我上学，可他自己却失了业。我实在没有心思继续背着书包靠家里供养。　　1950年初，我和一名同学一起去报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被录取。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推动力乃是：不离家而又毋须依赖生计维艰的家，有书读，有饭吃，每月还发大致相当于一个人最低生活费的津贴。我记得入校后参加了合作社，可以优惠价购买煤球票之类，从那时开始就逐步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这是我最感到自豪的，因为母亲将近40岁才生了我，而我十几岁却已开始有能力补贴家用，稍后的1954年12月，我满20足岁时，66岁的父亲在沪病故，举丧所需，包括200元的一口棺材以及雇船运柩还乡的费用，已完全由我负担。丧父后我继续赡养母亲35年，直到她94岁近乎“无疾而终”那样平静地去世。诚然，“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然而至少在这层意义上我没有太多的遗憾。
　　考入革大外专后，整整半年不沾外文一个字母的边，全部都是思想改造。1951年暑期后才开始半天学俄文，半天学政治。尽管我高中并未毕业仅以“同等学历”被录取，但因中学英语基础不坏，学另一门外语甚至还有些优势。那时才十六七岁，记忆力也可以。其实俄语与英语在语种的亲缘关系上相去甚远，不过中国人只要学过几年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再学另一种时仍然大有裨益。由于我们那一期学生的去向主要是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同学之间谑称之为“拎皮包”），我有些视为畏途，而是更愿意钻研语言本身。1953年3月5日，广播中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正是那一天，学校人事科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召去谈话征求意见，问我们是否同意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我们都接受了。我被分到翻译教研组，如果把1953年上半年残余的几个月也算上，我教了五个学期俄译汉，1955年秋季开学后，又教了两个学期汉译俄，所以我在一篇回忆李立三夫人的短文中提到，1956年下半年我被派往北京参加编写教材时，已有了三年“教龄”。50年代中前期，我用任教的业余时间从苏联杂志上翻译发表过一些文章，继而陆续出版了一些每本字数从5-6万乃至20万的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稿费所得渐渐追上并超过工资。与此同时，校方号召教师按照苏联俄语教育专家制订的计划攻读硕士学位（那时译作“副博士”）。这首先需要死背硬记多达数百页的打字油印讲义，对此我确实不感兴趣。事实上这一计划后来只能不了了之，但是，由于我出版了几种译作，很快招来“热衷于种自留地，不思进取”的诟病，舆论压力不断升级，终于导致1956年底我向校方提出辞呈，经挽留劝说无果，于1957年初获准离职。
　　从那时起的将近10年岁月，我以“个体户”的身份全靠译书为生，先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翻译了多部苏联和东欧作家的小说，字数当以百万计。60年代初，上海成立的编译所筹备处（由上海出版局局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任正副主任委员），吸收我为所员。正是进了编译所之后，我才有幸犹如识荆一般结识罗稷南、满涛、草婴、侍桁、左海等诸多前辈名家（在将近20名所员中我是最年轻的无名小卒）。但当时外国文学译介出版的路几近山穷水尽，只能译些“毒草”内部发行。文革爆发后，整个编译所被贴上“文艺黑线专政下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标签，属于“砸烂单位”，所员们全部“归口”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参加“斗批改”，什么译书、稿费统统灰飞烟灭。我们所员本来就不入编制，没有工资，每月仅发数十至一百余元不等的津贴，不但要与编内职工一样下乡下厂劳动，70年代起还去“五七干校”改造多年。所幸我不为人夫和人父，至少负担不算太重，靠文革前的一点积蓄勉强支撑着老母和从四五岁起户口由农村迁到上海我家的一个侄儿连我自己在内的一个三口之家。如此应付到文革结束后又过了几年，才得以重操旧业。
　　　此前我靠中学时代打下的一点英语基础学了俄语，译的都是俄文书籍。在五七干校改造后期，我们这些算是“有一技之长”的“臭老九”，被集中起来成立“翻译连”，接受周总理下达的翻译世界各国历史的任务，上海承担了困难最多的非洲部分。我和出版社、编译所的两位女同志合译专业性很强的《十五至十九世纪的西苏丹》一书。工作过程中必须查阅大量的工具书，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书。我倒是十分乐于有这样的机会接触英语。实事求是地说，我在50-60年代译的固然是俄文书，但英语并未完全抛荒。我使用俄英辞典的频率向来不低于俄汉。我迷恋于收藏的西方古典音乐唱片（以33或45转/分的慢速唱片为主）很多附有英语介绍，我都认真阅读。在“翻译连”干了不久，经常使用英语工具书的结果，不少同志以为我真的通晓英语，以致后来仅派我与林秀清二人去北京寻找外文版非洲历史书籍作为选题，林负责法文版，我负责英文和俄文版。等到“上面”交下大“毒草”——一本美国畅销小说《爱情故事》——必须在极短时间内译出时，我已顺理成章地被指定为译者人选之一了（此书于改革开放后公开出版）。
　　“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已“移师”上海市内的“翻译连”改称“编译室”，开始整理重印外国文学方面的旧稿，我曾充当编辑，俄文和英文的书稿都看。我本人正式接受翻译的第一部英文约稿是狄更斯的《奥立弗•退斯特》（即《雾都孤儿》）。应该说，早在此前10年左右的1968年，出版社不同派别斗得正酣，我曾利用闲暇先后翻译了19世纪英国新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斯蒂文森的《金银岛》和《化身博士》以及唯美主义旗手王尔德的《道连•葛雷的画像》，合计有三十多万字。当时主要出于“技痒”，绝无等待时机公开出版之心。这些小说到80年代初先后都印成了书，或在新办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作为我在此领域活动的延伸，除84年出版的《雾都孤儿》外，我还在86年应邀参与合译20世纪美国经典名著《乱世佳人》，更把上世纪最后十几年光阴倾注于重译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一书。当然，我还译了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篇幅最大的两个长篇《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相当一部分中短篇小说（包括他的名作《白夜》）。2006年夏天，我还用一个月时间译出了如今已享誉全球的英国文体大师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讽刺小说《动物农场》。以上作品几乎全部被收入《译文名著文库》，估计有300万字。俄文与英文分别占4/9与5/9，原著为英文的作品略多一些。
　　1996年我与6位原编译所的同行一起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先也是编译所所员的丰一吟同志则比我们早一年成为文史馆员。合起来我们8人先后均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不幸的是最近一年内其中三位已经相继作古。
　　1998年8月，我骑车不慎摔成左胫腓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又发生感染，进而演变为骨髓炎，几乎要以截肢告终。幸得党和政府为文史馆员提供的干部医保待遇，使我得到十分优越的治疗条件，既保住了腿，个人生活在经济上也完全不受影响，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于心不安的是自己过去的建树太微不足道，今后也无以为报，要说在有生之年再争取做出些什么贡献，恐怕只能是永不兑现的空话。此外，我当了第十届市政协委员更是乏善可陈，有负众望，愧甚，愧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