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
　　陆全根，字轶范，号荃耕，斋名裕德草堂，职称编审。1940年3月生于上海沪西曹家渡五角场一个商业之家。祖籍无锡开原乡大渲村五里湖湖畔的渔村，“包孕吴越”的太湖是祖祖辈辈的母亲湖。
　　父亲13岁到上海学生意，谋生、创业。进入社会后以儒学道德作为行事、立身之本。敦朴、宽厚、善良、勤劳的品格集一身之美。在企业的拼搏中虽大字不识一个，但刻苦勤奋、识人识务，就“一副担子，三块铺板”白手起家养育着我们。1932年他在极司非尔路（今梵皇渡路）建造了一栋三层楼青砖瓦房的商铺，重金请上海滩大书法家谭延闿先生书写七米长、二米高的“陆五房”三个黑底描暗花底纹的金字招牌，在整个曹家渡五角场商业圈内的店铺中熠熠生辉、夺目大气。
　　经过父亲10多年的艰辛经营、节衣缩食，攒累了银圆在无锡大渲故乡建造了一座二层乡间别墅。同时出资为家乡助学，在梅园大渲村资助“大公小学”直至全国解放。又请人编修了线装的《陆氏家谱》，成套的楠木箱装，上至唐代、下及我辈，极有史料价值，可惜在“文革”破“四旧”中烧毁殆尽。家乡房产历经破坏，破败不堪。
　　母亲慈爱、贤惠，是当家的贤内助，与子婿、儿媳相处融洽，在家庭中威信颇高。养育的十个孩子中，八男二女，我排行老八。其中三个从事出版、两个从事教育、两个从事科研、三个服务于商业，事业上都有建树。我的兄长、姐姐们，是我青少年时代心目中群体的楷模，引导我成长。记得五十年代初我三哥从北京寄来了不少那个时代青年心目中的英姿偶像的书籍：刘胡兰、黄继光和前苏联青年英雄丹娘舒拉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我百看不厌，激励我奋发向上。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家族中，父母亲是公认的一对佼佼者。在沪西曹家渡居住地区中，是一个颇有名望、正正气气的大家庭。
　　1949年儿童时期的我就读于白利南路（今长宁支路、秀水路）九区一中心小学。解放后更名长宁区第一中心小学。小学位于布厂、造纸厂的芦薛宅内。学生大都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子女，是旧上海典型的臭水浜，贫民窟居住地。贫穷和辛酸是我接受社会教育的大课堂。我自幼顽皮、淘气，富于想象，十八般的儿时土式游戏，一学就会，是群体中的游戏之“王”。特别嗜好戏剧脸谱，满面色笔涂鸦，我行我素，常惹得大人哭笑不得。这时也认识了好多贫苦的孩子，体味了不少世间的辛酸和不平。1952年一个金色的秋天，全校举行了一次很有生气的体育运动会，我在破旧的白报纸上，一古脑儿把运动会的场景涂满纸上，觉得非常有趣、好玩。得到小学教美术的黄镇庭老师关注，送我好多纸张和色笔，鼓励我画画。我画了好多好多，其中不少图画被区和市少年宫作为少年儿童的书画作品展出，居然参加了在苏联列宁格勒的少年儿童画展，从此兴趣倍增，不可收拾。成立美术组的第二年，被选拔参加了长宁区少年之家美术组，得到了美术辅导员陈志明老师的传授，基础美术方面增长了不少知识。
　　1954年秋我考入上海市省吾中学， 15岁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于绘画有一些基础，我积极参加了美化环境、抄写黑板报、刻印腊纸等工作，在校园中留下了我向往进步的足迹和身影。
　　1957年秋我考入上海出版学校。她是建国以来上海的一所直接为出版社、新华书店输送专业人才的学校。我是第一批为上海出版社培养装帧设计人才专业班的学生。是她奠定我一生事业基础的摇篮。在班主任邵琰老师的引导下，每个月我们要搞一期象模象样的墙报，在七米宽、四米高的白墙上展示学习生活的心得、趣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采。诗歌、散文、小品绘画，琳琅满目，层出不穷。墙报的出版极有生气、活力和吸引力。每一期的出版，大家都像过节日，喜笑颜开、心情愉悦。四个班在红红火火的墙报中穿梭追赶，竞争比赛。由于在美工方面很有特色，我们班总是名列前茅，也是我“才干”显示的机会。仅此一项的领先，我被多次评为“三好学生”。
　　从1957年到1963年，罗竹风老师一直是我们上海出版学校的校长，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局长。他曾长期在政府宗教部门任职，是我国宗教学术研究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是山东有名的才子，是“杂家”又是“专家”。他告诫我们天道酬勤，要做一个知识面广，学有专长的出版工作者。他曾说过：我为有些人所知，大约是1962年5月6日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豆腐干那么大的《杂家》文章，竟然闯下了大祸！于是纷纷扰扰，变为“封、资、修”， 被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疯狂炒作，就此“一蹶不振”。而今天高云清，老师“杂家”的美名已名扬天下。校长是“杂家”的楷模，我们则是“杂家”意识的实践者。当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进，取得业绩，获得国际和国内一个又一个奖项时，感触尤深。深深怀念罗竹风校长。
　　我63年7月毕业，被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杨可扬先生指名，分配在美术编辑室，从事编辑和美术书籍设计工作。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中，“运动”接连不断。那时因年轻、单纯，深入工农兵的“专利权”大都落在我的肩上。64年初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为贯彻毛主席文学艺术深入工农兵的指示，曾多次下连队、工厂、农村，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在64年那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参加了由上海美术家协会、上海摄影家协会组织的文化工作队，一行四人由张远聘先生带队，。和胡振郎他们白天参加战天斗地的挖河泥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赶制幻灯，创作诗歌，在田头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受到贫下中农欢迎场景还历历在目。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吃到一碗热气腾腾，仅几片咸肉的豆腐汤，回味无穷、高兴不已。在这段岁月里，能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和观察民俗风情，特别是民间艺术的方方面面。蓝印花布、经纬士林布、灶头画、刺绣、桃花网扣、剪纸、灯彩、风筝、木雕、漆画、玻璃画、草编、竹编等，大大丰富了我在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方面的素养。1968年时值暑秋酷热，为贯彻“五七指示”精神，我在出版系统首批被批准开赴海边荒滩，成为创建“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尖刀连先遣队的“五七战士”。那天人民美术出版社欢送仪式隆重热烈。从会场到出版社大门二十多米长的水泥地上铺满了用大红纸书写的“欢送某某某奔赴五七大道”，每个字写在由四全张拼接的大红纸上，顺序连接，蔚为壮观，这是平生第一次在姓名书写上享受的殊荣。烈日当空，在极端恶劣的周边环境中，汗流浃背，脚踏在滚烫的盐碱地上，艰难地搭建茅屋。荒草遍野，晚上蚊虫如潮，让人备受煎熬。白天推着吱吱呀呀的小车在风雪飘渺中到五里之外搬运日常所需的淡水。迎着太阳，潮起潮落，周而复始地用实际行动改造我们“臭老九”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和文史馆老馆长王国忠、出版社社长杨涵、作家江曾培等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相知相识而感到快乐，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时时是我学习的榜样。
　　1970年，由于我的改造锻炼在五七干校尖刀连中比较突出，被工军宣队宣布为“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首批回到了当时上海的“出版革命组”工作。除出版编辑业务外也曾和任意、林曦明共同参与了在国际饭店对马路那一排宣传“毛主席文艺思想”画廊的布展和总体设计工作并为革命样板戏编辑、出版了不少图书。在那个时代印刷出版业务还处于手工绘制阶段，逢到最高指示一发表，在第一时间内总要赶赴印刷制版厂，通宵达旦，完成绘制、印刷出版的特殊任务。我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的宣传绘制出版工作。第二天早上上海大街小巷还略带油墨气的最高、最新指示铺天盖地张贴时，心里无比高兴。1976年是中国深受灾难的一年，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相继逝世，我在声泪俱下中参与了不少画册的编辑工作，感到无比的悲痛和忧虑，留下了那段时期记忆的苦涩思考。
　　我们的民族是幸运的。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迎来了文艺发展的春天。出版工作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长期来我的画册整体设计作品是以朴实、稳重、典雅大方的风格著称，不同书籍的内容努力体现作者独特的个性、修养、艺术风格而受到老一辈画家、书法家、金石家的青睐，朱屺瞻、沈迈士、刘海粟、谢稚柳、陆俨少、吴青霞、沙孟海、唐云、陈巨来、胡问遂等，看到我为他们手绘设计的色稿稿样时，惊喜不已、倍加鼓励、并郑重其事地请我到他们家里作客，向我介绍创作经验和艺术生涯。他们愈信任，也愈发激起我设计的热忱和责任。经常认真设计，几易其稿， “量体裁衣”，为不同的美术书籍裁剪制作出合身的“服装”。
　　为了确切地达到更理想的设计效果，虚心好学、至诚至真的我，上下求索的愿望也更加主动强烈。向前辈们讨教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也理所自然。我与他们建立了书情画意的忘年之交，受益非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实践，潜心钻研，练就了出版专业业务扎实的基本功。八十年代初我先后加入了上海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成为美术大家庭中的一员。
　　传统美术画册的整体设计是造型艺术的一个门类。它根据不同书稿的“个性”、“品格”、“气质”进行再创造。作为现代的设计艺术，从功能结构到表现形式，必须体现民族气派的时代感。为此我努力探索，不断实践。
　　1986年，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评委会主席卡特尔教授在与上海出版界的图书装帧设计艺术家的座谈会上，饶有兴趣地谈到我总体设计的六十卷《中国美术全集》是“一部极有中国民族气派的美术百科图书，它的设计完美无比，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的这番肯定，透露出中国民族图书即将走向世界的信息。果然，两年后，中国的美术画册由中央文化部选送，获得了参加国际性图书设计展览的邀请，并在国际书展中，接连获得奖项。
1988年、1989年，我整体设计的《明清人物肖像画选集》、《丁丑劫馀印存》、《鲁迅与书籍装帧》在德国莱比锡、捷克布尔诺国际图书设计艺术展中，分别获得国际银奖、铜奖和国家荣誉大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时国际图书展中个人能获三项国际大奖，来之不易。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骄傲。
　　这些获奖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为了更确切地表现传统美术画册的设计特征，我深入学习了古代美学理论的有关内容，特别是“平淡”、“自然”的美学思想。古往今来诗圣、画家、设计家把创作的身心和意境归结为“缘情物体，自有天然”。我逐渐意识到，在传统画册本身内容已经非常精美的前提下，切忌矫揉造作。设计的意向方法要在“平淡”、“自然”的特征中去“化境”，进行设计上的再创造。设计艺术的意境要“有物有我、物我相成”。以单纯、简练、拙朴的具象或意象显现出书籍内涵的“个性”、“品格”和“气质”。典雅中见“个性”；平淡中见“品格”；自然中见“气质”。《谢稚柳画集》一书的整体设计是美学理论影响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是学识修养渊博的老画家。我曾多次上门与谢老促膝深谈，欣赏了作者许多书画作品及其收藏的古书画。发现各个时期在个人书画作品和鉴赏的古书画上使用过许多印章（包括名章、闲章、画室名章、鉴定记章），其中一些闲章和画室名章别具雅趣，颇有意味。例如早年使用过的“迟燕草堂”画室名章，其含义是“小燕子的居处”；“苦篁斋落墨”闲章，其含义是“带苦味的小竹居处所画”，反映着画家青年时期谦虚好学的精神和学艺自有甘苦的体会。又如“柳絮衣”闲章，其含义是“柳絮做成的衣服”，反映外师造化，作画以生活为源泉的艺术准则。再如“壮暮斋”、“老年益健”闲章，反映画家进入老年后不甘示弱，继续奋笔作画的品格。选用了画家在各个时期十四枚的印文，设计放大，作为精装本画集护封满版装饰图案，底色以中式的檀香楠木色为基调，铺以满版，显得古稚、庄重、大方。画集的里封，将作者风格典雅的签名放大，配以篆体名章，别具清雅秀丽。画册的总体设计在八十年代初的全国个人画册的设计中个性突出、与众不同。
　　在装帧设计过程中，我自1979年直至2000年退休，作品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设计展中连续多次获整体设计一等奖、二等奖和封面设计一等奖、二等奖。并在华东地区和上海市出版系统评奖中殊荣不断。其中，1992年在上海市书籍装帧评选中，一人独得四个奖项。
　　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美术全集》出版工作会议，我作为编辑参加了这次会议。《全集》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的美术百科丛书，集大成的60卷《中国美术全集》的总体设计任务由北京和上海五家出版社的设计专家参加竞标。为了抓住竞标总体设计的机遇，做好这60卷的总体设计方案，以全方位和国际图书设计接轨，我夜以继日地在博物馆、图书馆、外文图书公司等单位搜集资料，就构思寻找灵感，反复“求索”， 沉浸在多少个不眠之夜中。最后设计出的《全集》的主体具象及“日月山川”和“飞天”符号的构思别具一格，使读者在在观赏中潜移默化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玩味。古代大画家顾恺之“以形写神”，“日月山川”、“飞天”就是《全集》总体设计之“神”的内在表现。《全集》六十卷的护封、里封、版式、设计，“精”到每一个部分。布料选丝织粗纹用深沉的暗蓝黑色为主基调，象征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的内涵，体现这一民族的古老文化艺术对人、自然、宇宙多方面的感受。1984年初春，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精致、别具一格的二套总体设计样稿在中央领导最终拍板下“择优录用上海的设计方案”时，我又一次为上海出版界赢得了荣誉。六十卷画册于1986年获得第三届全国图书展装帧艺术唯一的总体整体设计二等奖（当年一等奖暂缺）。
　　勤于耕耘，作品比肩。《故宫博物馆藏画》、《南京博物馆藏画》、《辽宁博物馆藏画》、《明清金摺叠扇面书画集》、《吴昌硕画集》、《陈洪绶画集》、《徐悲鸿画集》、《黄宾虹画集》、《陆俨少画集》、《朱屺瞻画集》、《谢稚柳画集》、20卷《世界绘画珍藏大系》、15卷《中国陶瓷全集》等。半个多世纪之缘，我设计、编辑的作品已有千册以上。
　　为表彰我对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1992年由国务院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和专家证书。1993年、1994年业绩被英国剑桥中心列入《世界有突出成就的文化名人大辞典》。1998年当选为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并参与了多项社会政治活动。几年前在上海街头出现的“东方书报亭”便是我首先提出的提案，已成为上海别具一格的文化设施。2003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并担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直属支部主任。这是党和政府给我的荣誉和信任。近年来，国力昌盛，“爱我中华”深入民心。文史馆的面貌焕然一新，我沐浴在精彩纷呈，颇有活力的馆老生活中，对“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又有了新的启示和认识。文史馆是我的家，我将无比热爱珍惜她的事业。中国加油、文史馆加油，我将为此继续“加油”！2003年，为促进上海出版人才高地建设，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编辑协会把解放以来上海出版界的六十位优秀人士集结出版了《上海出版人》一书，其中有钱君匋、李俊名、任溶溶等，我也有幸占了一席之地，深感欣慰和惭愧。
设计之余，我也研究有关理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学术论文《寓美于“平淡”、“自然”的设计艺术》获全国首届装帧艺术论文研究成果二等奖。
　　如果说，我在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有些许的进步，则归功于我深深崇敬和怀念的启蒙老师，他们是：罗竹风、颜文樑、钱君匋、赵家璧、邵洛羊、任意、胡问遂、蔡振华、杨可扬、朱梅邨、张炎夫、王若舟、曹有成和一大批素养高深的专职老师。是他们把我们推向事业发展的成功。我深切地缅怀“杂家”的宗师和楷模、上海出版学校的校长罗竹风。
　　2000年我和在上海外文图书公司供职的妻子董淑英相继退休。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将有四十年了，其间见证了生活艰辛、甘苦、困顿和追求事业进步的不息足迹。由于工作的忘我和专注，在流逝的岁月中遗憾的是我放弃了不少充满家庭阳光的欢乐和微笑。此时无声胜有声，妻子、儿女默默无闻地以他们的行动支持、鼓励我取得事业的不断进步和成功。　　2004年我做了爷爷，牛犊小子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他讲：“我也要画画！”感悟到下一代的幸福成长，我充满着热忱希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