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1962)
　　先祖父刘体智字惠之后改为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以父荫任晚清户部郎中，后任大清银行安徽总办；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先后创办了和丰轮船公司、裕新纱厂、杨子面粉厂、永宁保险公司、中和印刷所、恒顺信托公司，并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及代理董事长（1919—1935），不仅是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金融家之一，更是著名的大收藏家。
　　先祖父出身晚清淮军之家，其父刘秉璋（1826—1905）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翰林院散馆授编修，是李鸿章部下的重臣，官至四川总督。先祖父是先曾祖第四子，从小天资出众。其父凭借与李鸿章上下级关系及私人交往，先祖父很小便过继给李鸿章作义子。这使先祖有了被送入天津李鸿章家的私塾中与李氏诸弟子一起读书学习的良机。严师的教诲，弟子间的交流使他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方法，与李氏门生故吏之间隔代的交往使他学识广泛，博才多学。李氏家塾又聘请了卸任的美国领事毕德格为客卿，兼任儿孙的英语教师，先祖父也与李氏子孙共学英语，其口语水平可以达到不用翻译与外国人士交流。后来又娶光绪帝师大学士，状元，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小女儿为妻。这样的家庭背景及本人的聪明才智为其日后的事业及收藏打下了良好基础。
　　先祖父在从事金融、实业之余，雅好收藏，以甲骨文、青铜器及善本古籍为大宗，兼及书画瓷器、秦汉玺印、汉魏名碑、明清精墨、古砚鼻烟壶等。先祖父的收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名播天下“中国通”，福开森称其为“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的人”（《历代吉金目》）
　　郭沫若先后称其“收藏甲骨既多而未见，为海内之冠”（《殷契粹编•序》），而且先祖父一已之收藏，从不藏之秘室，而主张公之于众，嘉惠士林。为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就将其藏品的大部分，或摹拓编制成册，略加考订，或刊行于世公诸同好。先后摹拓编制刊行者有：《小校经阁全文拓本》（十八册）、《善斋吉金录》（青铜器图录二十八册）、《善斋玺印条》（钤印本六册）、《善斋墨本录》（手稿本四册）、《书契丛编》（甲骨文拓本二十册），从这些目录和图录，可窥见其收藏之规模和特色，亦可见福氏及郭氏之言并非虚构。
　　先祖父的这些藏品，除一部分于解放前散出之外，绝大部分在五十年代初捐献给了国家，其中也有些是为国家文物部门所征购。所捐献之物包括藏书近十万册，其中善本书约两千册，宋版本九部，汉魏名碑五十种、晋至隋名碑七十九种，唐碑一百八十五种，金元明一百二十种，另有古墨古砚一批，三代青铜器一百三十件（包括吕不韦戈一件），陶器三件。为此，上海市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先祖父收藏中最著名的为甲骨，青铜器，藏书次之，甲骨文是商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纪实，从它被发现之初的私挖乱掘到其后的科学发掘，已出土的甲骨数量在15万左右。先祖父曾藏甲骨28450片，是国内外私人收藏甲骨最大宗者。1953年夏以3万元人民币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又由该部发给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共收藏35651片“其中数量最多，保存条件最好，资料性最丰者则属刘体智的旧藏” 。（《文献季刊•2005 NO.4》刘体智和他的甲骨旧藏）这批甲骨是非科学发掘时期的传世品，故没有详细准确的地层关系，出土地点的记录。尽管这批甲骨的考古价值不尽完美，但是和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收藏价值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实不愧为殷墟科学发掘以前出土甲骨的珍贵部分。由于受施以钻凿和卜灼的影响，加之深埋地下数千年，甲骨出土后很不易保存，而且易碎。因此用墨拓方法传拓出拓片，再用纸本拓片结合甲骨实物来研究和使用甲骨资源不能不说是最佳的选择。这批甲骨共拓过三次，第一次上世纪三十年代先祖父请人传拓，拓本委托金祖同先生带到日本供郭沫若出版《殷契粹编》之用。这次传拓的特点是拓工手法精湛，墨色黑润有光泽，美中不足的是每遇较大块的甲骨都只拓了有字部分，无字部分以墨色逐渐谈出处理。有漏拓有字骨背，骨臼的现象。
　　1928年郭沫若先生（1892—1978）旅居日本，并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研究甲骨文。先祖父深知郭氏才识渊博，于1936年3、4月间，委托当时师从郭先生的金祖同（1914—1955）携带自己全部拓本到日本，请郭氏拣选并刊布。在经过认真拣选、研读、考释之后，于次年四月在日本出版了在甲骨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殷契粹编》一书。对此郭沫若在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氏已尽拓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祖同君远道   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  。余即深受感发，不揣剪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推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
　　被郭沫若《殷契粹编》选中并编释的1595片甲骨，全部精选于先祖父的28450片甲骨，它按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分类，每类甲骨多寡不一，包含了对祖先与自然神祗的祭祀与求告；风、雨、    水及天变；年成与农事；与方国的战争、交涉；田猎、游止、疾病、生子；对今夕来旬的卜问等等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殷契粹编》等112片（甲骨文合集一书32384号），该片由3片甲骨缀合而成。其重要性在于它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殷世系表先公先王的排列具有可信性，同时也发现《史记•殷本纪》中先世“报丁、报丙、报乙”的顺序是错误的，被纠正后的次序应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任、主癸”。为此王国维先生首创了把甲骨学研究从“文字时期”推问“史料时期”，对此郭沫若先生凭借《殷契粹编》所含内容，对殷人书法风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那就是：“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世之契者，乃殷之钟王颜柳”。正是这些以刀代笔的“书法家”的创作才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留下了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
　　先祖父收藏的全部铜器从夏商周三代直至明代约有五千余件包括乐器、礼器、铜镜、兵器、梵像、泉币、度量衡、印章等共28册，宣纸石印1935年刊行的《善斋吉金录》内载每件铜器的图像，尺寸，文字拓片，释文，名称等是二十世纪研究青铜器及金文的重要工具书，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因1935年印数较少，本世纪末一些博物馆及专家、学者出一万元人民币求售一套此书1935年版本，已很难觅到，为此我的堂兄刘永龄在香港经商出资八十万元人民币，委托上海图书馆找好的厂商用上等宣纸制版精印500套无偿赠送给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专家、学者，首发式于1999年冬在上海图书馆隆重举行。
　　先祖父青铜器确有惊世之品如骉钟12件（内有骉钟八件骉羌钟4件），1928年河南洛阳出土，1928年被先祖父以重金购得，战国骉钟的出土及收藏，惊动了考古界。当时中外学者对骉钟上的61个字进行了反复考证，可惜仍未取得一致意见。郭沫若、容庚、唐兰、徐中舒等先后撰出考证文字。先祖父藏品中亦有不少名家旧藏如“者减钟”系刘鹗旧藏；“奇字钟”是陆心源旧藏；“武生鼎”是盛昱旧藏；“师父鼎”是刘喜诲旧藏；“友簋”原为清朝内府旧物；后归潘祖荫的攀古楼；“伯孝   ”是嘉兴张廷济旧藏；“归父盘”是陈介祺旧藏；“亚兽双尊”是王懿荣旧藏；等等后全归入善斋之库。
　　《善斋吉金录》第一册乐器中记载唐代两件乐器名叫“大忽雷”，“小忽雷”，图形、尺寸、文字等均有记载，大小忽雷是我国古代乐器中国宝级的文物，先祖是千余年来最后一位收藏主人，原是唐代宫中旧物，上世纪五十年代转让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关于大小忽雷也是非常有来历的无上珍品，这是一种二弦琵琶，制于公元781年，原是唐代文宗宫中禁物。《乐府杂录》云：“文宗朝，两忽雷犹在内库，宫人郑中丞特善之，训，注之乱，始落民间”，其小者，项后刻，“臣  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乃韩  自制。到了康熙年间小忽雷落入《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之手，并为之作《小忽雷传奇》一书，乾隆后小忽雷归成亲王收藏，后又辗转落于名藏书家刘喜诲之手，后又归华阳卓氏。光绪末年又归安徽贵池收藏家刘世珩。刘又想收购大忽雷之念，四处寻觅其    ，一日他正与张瑞山琴师闲聊，琴师说三十年前在沪上购得一把古琴项间刻“大忽雷”三字，刘氏急急请其取来，一看果真“鉴龙其首，螳螂其腹，形与小忽雷同”于是大小忽雷双归于一处矣。又过了几十年贵池刘家家道中落，就将此千年古物卖给了先祖父。
　　先曾祖在安徽老家有座远近知名的藏书楼名《远碧楼》藏书七、八万册，曾编有《远碧楼经籍目录》12册分32卷，另有宋元精本八九种，地方志1000余部，这部藏书目录郑振锋先生于抗战时期曾获过目，他认为：“以其量而论，其弘富殆近于嘉业堂，他更无论矣”，但是觉得该目录“龙蛇莫辨，眉目难分，翻检至为不易”，于是拿出“数日夜之力，为写定善本书目五卷……”郑振锋先生亲自为刘氏编选善本目录，可见其重视若此。后来郑先生将远碧楼中宋元精本八九种为中央图书馆购下。
　　先祖父1911年来沪继续藏书，书目增至30万卷，著录2400余部以明版为多亦有10余部宋元珍籍，藏书达10万余册。在上海市新闸路1321号内的花园洋房的南端，按其藏书规模，特为其建一藏书楼，名为“小校经阁”，为两层楼八角型古典式，每层高6米以上，上层可存放500只特制规格的书箱，全部书放入箱中，均收藏在二楼，楼下作为大客厅，现在是上海市唯一存在的私人藏书楼，门口挂铜牌，有说明，作为旅游参观单位，祖父收藏的铜器，书画，瓷器等均放在花园中的中西合壁式的住宅楼内。先祖父与国内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版本目录学专家，大书商等常有往来，张人凤先生将其祖父日记中有关他的祖父与我祖父交往的日记的部分材料复印件送给我。
　　1917年十一月十八日[商务1981年版《张元济日记》306页]：杂记：黄氏旧书事，刘晦之来信，称书估不能缴价，愿以归我。复以可以原价接收，运费亦可照给。嗣晤玖师，知书估业以缴价。前书311页191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刘晦之约在其家午饭。到。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五[2001年河北出版社《张元济日记》1175页]，午后七时在家约傅沅叔、刘晦之、刘禺生、沈昆三、李拔可、葛咏  、瞿凤起、冯幼伟晚饭。林贻书及沅叔之子未到。拔可交阅晦之之所藏《宋史》四册。当面交还。告知仍为成化本。
　　先祖父的后半生，曾埋头著述，他长于音韵训诂之学，且工诗文，精考据，旁通蒙古史，每日伏案不倦，主要著述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文类聚》，《尚书传   》，《礼记注疏》，《元史会要》，辟园史学四种：十七史说，通鉴杂记，续历代纪事年表，数十年间日记凡百册可惜于十年浩劫中被毁于一旦。1998年先祖父一部旧著《异辞录》中华书局排印出版，2007年第二次印刷共11000本为民国初年的清代史料笔记名著，以洗练文辞记述晚清趣闻轶事，读之令人忍俊不禁。1962年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同年病逝。

                                                                                                                                                                  刘耋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