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

乱世求生
　　1939年12月11日，我出生在享有金城天府的山东省招远市北五里庄村。画名在学艺画牛成名后称呼梁牛，书斋为梁牛堂。
　　我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孩子。父亲远在上海一个商行里做帐房先生，这在穷乡僻壤的乡村，也能算得上沾点书香门第的边了。我的人生之路一开始就不顺利，我和母亲兄妹在乡间艰难度日。当时国内战争正激烈地展开，家乡又是战场，邮路不畅，父亲渺无音息，失去经济的依托，全家陷入困境。母亲终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没有等到我侍奉爱母的年龄，却早早离我而去，给我带来断肠的打击。痛失亲人以后，我孤苦伶仃，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我的童年没有美丽，不知快乐，只有悲凄与无奈。当时我对家务、事务和自己的前途，还不懂得关心，对时局的剧烈变化更是茫然无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走投无路时，大约在1947年的一日，乡下家中忽然有远客至，说是奉命来领梁家孩子的，那时我正巧在奶奶身边，客人见到我，不等奶奶细说，就把我抱到自行车的后座上，登车出了村，开始了我孤独而漫长的求生之路程。
　　我跟随着陌生人，风餐雨宿，披星戴月，居无定所。为躲避战火，闯哨卡，扒汽车，险遭不测，没有少破费银两。曾经过一个叫赵格庄的地方，在染房里住了些时日，等待出行时机，我和染房的伙计们吃住在一起，一个大火炕睡上四、五个人，我被挤在其间，整日看染布、晒布、运布等单调劳动，没有人理我、和我玩，我胆又小，不敢离开染房半步，领我的人又不知去向，我又能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不日又上路了，舟车劳顿，颠沛流离，辗转来到青岛。在青岛我住在一幢大楼里，有人帮我洗了澡，脱掉了身上的破衣烂衫，换上了小学生制服和橡胶球鞋，虽然打扮成城里的小孩子，但看上去还是一个地道的小乡巴佬。不时受到邻近小孩子的欺侮。还好在青岛住的时间不长，终于有机会登上去上海的“黎春号”大客轮。上船以后，见船上都是南下逃难的人群，忽然传来船被国军征用的消息，即刻把所有的老百姓统统赶下船去。带领我的人灵机一动，不知使了什么法道，把我藏进“密室”，叫我不要声响，躲过了被赶下船去的厄运。轮船驶离青岛港湾，我不用躲藏了，一个小孩子自由走在国民党兵中间，站在随浪颠簸的甲板上，回望故土心情沉甸甸的。海鸟在船头翱翔，在船舷掠水而过，或紧追在船尾舞弄浪花。我的心就像断索的小船，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中飘摇一般，一切茫然，又惶惑。回到船舱后就开始呕吐不能进食，直到几天以后轮船驶进上海港，才慢慢觉得需要进食。背井离乡来到繁华的十里洋场上海，从住土屋到住上洋楼，眼前空自炫耀。事后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父亲安排的，为此曾化去一根条子，原本父亲是想带领我哥来上海工作的，只因带领人见我是孩子，在战乱中，路上图行动方便，才把我先带到上海，向父亲交差了事，阴错阳差，命运让我提前脱离战争与贫穷的苦海，来到成就我艺术梦想的地方——新奇而又神秘的上海。我回望走过的艰辛之路，深深感到，经过生离死别的人，更能懂得人生的意义。
　　在上海我住在市中心，四川路香港路一幢公寓里的三楼，南间为办公室，北间为员工宿舍和厨房，挂着“中海商行”的牌子，做的是花边出口生意，父亲管账务，工作忙顾不上我，烧饭的大师傅成了我的大伙伴，他善拳脚，厨房门外的墙壁上有一个大窟窿，是他每天练拳头打出来的，人家称他是老山东，叫我小山东，他处处护着我，没有人敢来找我的麻烦。我居住的地方近苏州河边，那年代河水清澈，民船林立，我和小朋友常在河边打弹子玩，热了跳到河里嬉水，长大工作后参加民兵训练还横渡过黄浦江，我在上海读书、工作、结婚、养育子女，逐渐融入上海，从一个乡巴佬小山东，变成一名地道的上海人，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当我从山东战区艰难地来到上海时，想不到才过了年余时间，1949年5月，就在我的住处四川路桥又成了解放上海的战场，我目睹了据说是迟浩田指挥的四川路桥巷战，解放军由南岸向北岸进攻，受到北岸邮政大楼和南岸国民党残军的负隅顽抗，解放军被迫在四川路桥两侧发出数发小型炮弹，国民党残军才丢盔弃甲，把枪支弹药丢进垃圾箱，窜入居民家中翻箱倒柜，索要衣服，脱下黄军装，换上不合身的民服，枉想逃避战争罪责，结果一个个被解放军指认识破，乖乖地被收编。战后我还跑到四川路桥上观景，桥头弹痕累累，邮政大楼的窗户千疮百孔，有一辆小型坦克车撞在电线杆上，成了一堆废铁，地上还有几具散尸，很快清扫了战场，欢庆解放。此情此景，我用铅笔创作构图，这就是我投考美术学院附中的答考卷之一。我自刻一方闲章：“生于山东，长于江南，学于西湖，事于海上”。江河湖海，飘泊人生，这是我最简短的小传，每每印在重要的画作上。画画，几乎贯穿我的整个人生历程。
启蒙老师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上海渡过的。解放前就读上海市河南北路小学，直至解放后的1953年7月毕业，共读五年。(今该小学校已不复存在)
　　当时的小学里课程很多，我偏爱美术课，更爱美术老师叶良富先生，叶先生画画得好，人也和蔼可亲，真是才情卓越，他热心儿童美术教育事业，出版过《应用美术字》、《还我河山》和《血债斑斑》等教科书，他告诉我这些作品都毁于战火，我虽无缘亲读这些书，但有叶良富先生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做手工，画临摹画和写生画，这些涂鸦稚趣的绘画生活，让我够满足了，它使我心灵深处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和叶良富先生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1953年初，有好多日子不见先生的面了，一时失去了学画的依靠，无所适从。我正在思念之间，班主任凌洪曼老师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上海河南北路5号河南北路小学梁洪涛同学收浙江衢州新桥街弥陀寺2号叶寄”，我方知先生回了老家。叶良富先生这一去，至今未能见上一面。好在那时有书信往来，我还能得到他的教益。闲时我翻阅这些泛黄的学画信函，怀念思慕之情难于言表，我查找出当时先生给我的信函自1953年2月到3月二个月之间共有六函，有几封信的信封是用旧报纸糊好再贴上一张可书写的白纸，页内的信纸也是用的代用劣纸，可见当年先生生活之艰辛，他在这样不顺境遇中还念及着学生，使我感动万分，每一封信的内页都像千字文那样严谨，似名人手迹，我保存了近六十年弥足珍贵。信的内容除了述及他的现状和心境，大部分都在教我画画和做人，现拣出较短一函录之于后：
洪涛小朋友：
　　寄给你一本《朝鲜战场速写》收到了吧，背面附了便笺。内中“同归如尽”四字中“如”字写了别字，改正为“于”字，足见我平时太粗心大意。
　　今天又和你谈一些关于画图方面的问题。过去我在你们少年儿童队的队报上看到你放大的临摹画，笔力真不像一个儿童的手法，可见你对于绘画的兴趣特别浓厚，进步也惊人的神速。不过你所画的多属单色画。果然单色画有单色画的清明不易刺目的好处。但如若使用一下复色重叠的画法，逐渐地会使你知道环境色彩影响的重要，你一定会感到更新鲜起来，错纵的色彩会收到难以预卜的效果，会使所描绘的对象更加逼真，更能加深人们的印象。
　　由于我国历来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弄得国民经济很贫乏。因此在学的儿童差不多都买不起颜料。小学美术教育素来就放任自流(解放后又因为漫画的风气很盛行，就一直强调漫画教育的重要性。其实漫画这门功课，教师和学生都很陌生，果然后来在结合时事政治教育上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就忽略了绘画的基本练习)尤其难得提到调色和着色的基本方法。我们学画图的人不能放弃研究色彩的变化。今天在信笺上又不便和你从长讨论，你不妨到我的寝室里，打开红皮箱，取出一本题名《色彩学》。(书是旧制作，内容的排列不很妥善)空着的时候去研习研习。书中的内容我记得大致是包括“染色术”和“设色术”二个部分。染色术是属于应用在工业方面的，暂时姑且不去注意它。设色术和研究绘画着色有很大的关系，可以多细心的学习。
　　单色画(如铅笔画、木炭画等)只是完成画图的一部分，好像人的身体，只是组成了骨骼。着上美丽的色彩之后，才真正替画图装上了肌肤。所以还希望你多留意观摩别人作品中的着色方法，今后对你作画的进步，一定会得到更满足的胜利。    祝你
    新岁快乐
    叶良富
    一九五三年二月
　　《朝鲜战场速写》1952年2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初版。先生在扉页上书“叶良富1952年7月9日”这是先生购书日，原是自用，1953年2月书赠予我作为学习范本。
信开头就纠正了上一信中用了一个别字，并检讨自己的粗心，可见先生治学一丝不苟，为学生树立读书作文的好榜样。
　　关于绘画上的问题，这一函主要讲了色彩学上理论和实践，这是我初次接触绘画色彩学的教导。那时，我在小学里担任少年儿童队的队报编画工作，受到画材的限制，多用黑白色进行制作，复制放大漫画作品，画好后张贴到校外马路边的高墙上，起到抗美援朝时事政治的宣传作用。老师看出我的问题，并指出：要加强绘画基本功的练习，特别是要学会运用色彩作画，不要满足于轰轰烈烈地搞政治宣传，而荒废了绘画的基础练习。先生对我的学习绘画，每走一步都十分关注。还有好多信中教导我，学画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譬如打轮廓、涂明暗，生怕我看不懂文字，还在信中用图解说明，使我茅塞顿开。关于为什么要画画，先生也有明确的指导，1953年2月29日信中写道：“学习绘画基本理论果然是重要的，但最主要的不能忽视(目的和任务)，不能回返到旧时代那样奇形怪状和实际生活脱节，只是守在象牙之塔里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今天我们学习美术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他多次信中强调要向音乐家训练听觉那样训练视觉，平时要集邮、剪报积累绘画资料，这些给我后来从事美术工作受益匪浅。另外，先生写给我的这些信有其普遍的意义，不光是为我而写，他要我：“信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来讨论，也可获得一些进步。”可见先生对儿童美术教育有着一颗赤诚之心。
　　1953年8月我考进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的初中部。(现为华师大一附中)美术老师周大融便成了我的第二位美术老师，他水彩画顶级，弹得一手好钢琴，既上美术课又上音乐课，他教我画水彩画，还告诉我许多美术知识，使我知道了大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和潘天寿等。我在投考美院附中时，在面试时考官还问过我齐白石是什么人?由于平时美术老师常提及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所以当考官问我时，我能对答如流，得到了考官的认可。
　　在初中时，我担任少年儿童先锋队的大队委，专负责大队队报的宣传，在美术工作方面周老师对我放心，叫我担任课外美术兴趣小组的组长，常和同学陈国华(烟台著名画家)结伴带领组员到虹口公园画水彩画风景写生。课外开始画画向报刊投稿。但每每投稿不中，也不气馁，那时退稿不丢脸，却长见识，编辑都很好，会给你热情洋溢的复信，指出你的不足之处和以后改进的方向。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56年2月8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我的漫画作品“为儿童”的演出。这是我的处女作，第一次获得了表现的激动，并产生了强烈的表现欲望，一发不可收。第一次得到的稿费，请要好的同学吃糖，几十年以后，陈国华同学还谈及此事。
　　1956年夏天我在上海华师大附中初中毕业，以应届毕业生的资格一鼓作气考上三所美术学校，它们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杭州)(二校合考)和金陵女大艺术系(南京)。最后我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同学导师
　　1956年9月，上海考区我等20名被录取新生离开家乡上海，来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所在地，校舍在西湖孤山的朱文公祠，宿舍在孤山的最高处，名曰青山白居，可谓艺术天堂。我班同学除上海来的20名，还有杭州向全国招收的20名，一共40名合为一个班，从此我就踏上正规美术求知之路程。
　　当时学校的教学，完全搬用前苏联中等美术学校教材，而文化课则是本国普通高中的全部课程，课程多，要求高，把我们当成专家来培养。那时学校的学习风气很浓，同学们本着对艺术的执著追求，闻鸡起舞，发疯地学习，可谓用上铁砚磨穿之功。我结识班上的徐振武同学(徐系北京著名画家)，他具卓绝志向，个性明强，我们艺术观相投，结伴晚上潜入素描教室，“偷画”白天未经的习作。有一次外出写生超过了作息时间，学校校门已经紧闭，为不惊动校方，无奈在西湖边寺院门口的冰凉石板上过了一夜，第二天照样上课，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课余我们俩也常在一起练习构图，整理速写稿，向人民日报投稿，曾在1961年3月24日和4月7日连续发表梁洪涛徐振武合作“多积猪肥”和“学习政策订出规划”等美术作品。
　　班上的同学很活跃，自己办墙报，办室内小型画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和胡南开同学(广州著名画家)邻座，他见识独特，常有卓拔不群的举止和言行。那时我们谈得来，一次我提议，能否将个人突出这种坏习气用画来讽刺一下，胡南开即刻同意，一时灵感突现，很快拟出了画样，画了一幅合影的集体照片，把个人突出的那个人突到画外面去了。这张合作的画首先在班级的墙报上刊登，后来在1957年11月号上海少年文艺杂志上发表，并收入专辑中。
　　这种自主、宽松的学习氛围，持续了一年光景，就被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冲掉了，美术专业课程被迫停顿，大炼钢铁，下乡改造思想。那时崇尚“又红又专"，凡是专业成绩好的同学，差不多都成了只专不红的“白旗”，需要拔掉批判。大学部里的同学年岁大点的，有“右派”可反，中学部里的同学年岁小，不搞反“右派”，但是要拔“白旗”，好像非要弄出个小右派不可。当时我属于“白旗”被批判的一类，张贴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文有图，把我和徐振武的头像画在一起，比真人还大，作为只专不红的活靶子打。胡南开同学遭遇不测被迫离校。教育改革下达以后，这种幼稚可笑的极“左"风波很快过去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我们班的同学打散重组，各奔前程，我被跳级二年，直升大学部国画系，这时，学校已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了。
　　绘画需要天赋，天赋来自母胎，而引路者则是导师。我在美院附中和大学部就读时，授业于刘海粟、陈翔龙、徐永祥、严友俊、唐和、朱恒有、宋忠元、李震坚、周昌谷、诸乐三和潘天寿等大师诸贤亲教，这些都是美术专业导师，还有不少文化理论和外语导师教导过我，他们对于我的培养，对我以后的艺术道路影响深远。
　　刘海粟先生，虽然没有来我校亲自授课，但是他对青年学子的关怀和培养之情，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我曾在“迟到了二十二年的握手”一文叙述过。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春天，刘海粟先生在上海，时年62岁，我们美院附中的学生作品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刘海粟先生在我们老师陪同下来参观画展，见到我的几幅水彩画习作非常赏识，向美院老师询问我的情况，并将自己的家藏英国水彩画纸和他的国画《群牛图》精制印刷品托老师转送给我，当我收到赠品后，刘海粟先生已遭遇政治上的不测，无缘继续聆听他的教诲。事隔二十二年后的1983年，我见到刘海粟先生本人，提起此事，刘先生记忆犹新地说，是呀，我对青年一直是关心的，并送我一首诗，当众吟唱。那时我在美协工作，在办公室速速翻出一张四尺宣纸，刘海粟先生在众人的捧场下，露臂疾书“穿山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洪涛仁弟属已未春刘海粟。”美术评论家黄可先生著文写道：“刘海粟先生的这幅题诗，既包含了长者对后进的褒奖之情，又寄托了长者对后进的更高期望。后来刘海粟先生叫我到他家盖图章，我又陪同外宾多次进出他家，重温旧情，交往甚密，更多的受到他的指教。
　　潘天寿先生是院长，教授我们时正好是在六十年代，是他的艺术生涯最辉煌的时期。我在国画系人物画科，潘天寿先生的课很少，只给我们开了诗词课程，在当时能上到潘先生的课那是一种荣幸，只因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对诗词课不重视，没有学到多少诗词方面的知识，不过潘天寿先生的绘画艺术和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国画系的走廊里，常挂老师新画的作品，就象开大课堂一样，让学生自己观摩。有一次我见到走廊里新挂了一幅潘天寿的丈二巨制，很有气势的松鹫图，挂了几天后，潘先生对着自己的这幅画若有所思，叫人取下带到教师办公室，放在地板上，他脱了鞋，脚踏在画上去操作，左手捧着水墨瓷盘，右手握如橼大笔，胸有成竹地在原画的松树和鹫的背后空白处，先添加了疏密有致的双构远石，再用提笔饱蘸赭墨，拖出浅滩，然后用生花妙笔写出水草。足见笔下成章，顿时画作呼之欲出，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和远近距离感，变平面构图为立体画面，就象给画面镀过金似的，使人眼睛一亮。我有幸目睹了潘天寿改画的全过程。后来我查到了这幅画，款识为：“健翮欲翔云汉外，江天晓色艳睛阳。1958年戊戌腊梅开候大颐寿者。”
　　有位作家曾经说过，他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写文章是这样，画画何尝不是，就象潘天寿这次改画，说明有些画不就是改出来的吗?大凡好的画作，都是千锤百炼，非一蹴而就的。改画也是创作，是一种进取，不断完善，不断地攀登高峰。由此我想到，创作的目的是竭尽全力把自己正确的思想传达给别人，并欲把作品做到尽善尽美，这是分辨画品与人品的关键。看潘天寿先生改画有一种快感，他笔下的一石一草，皆胸中有所见，下笔才有神，墨韵全在手中传出，故而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他对待自己作品的那种认真态度，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真令后辈敬仰。
　　在毕业离院前夕，潘天寿先生和我们一起座谈，并拍毕业照留念，潘先生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洪涛研弟：在惊涛猛浪中，能做一个不迷方向的舵手。63年7月21日灯下寿。”最后还送了我们一程。我手捧墨迹如获至宝，几十年来有潘先生的赠词引路，不断给我创作灵感和无穷力量。
　　我自1956年进美院附中，直到1963年美院毕业，整整读满七个年头。在毕业前的一年里，按规定东拼西抄凑满五千字的一篇论文，画了一张六尺整纸的写意工笔画《迎朝阳》宣告毕业。不知为何那年取消论文答辩，我所写的论文随即就被淹没了，而我画的《迎朝阳》一画却风光了一番，浙江日报、上海文汇报以“新苗”——浙江美术学院1963年毕业生创作选刊登载，美术杂志1963年第六期专发了彩页，颇有影响。在杭州的美术学院学习生活，对我以后的画技、画风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初登画坛
　　1963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服从统一分配，从杭州回到上海，进了离家不远的延安东路外滩上海丝绸工业公司技术研究所，任纹样设计员。我学的是绘画，在这里搞的却是工艺美术，学用不对口，这在回上海之前校方已有告知，上海只需要工艺方面的人才，所以我已有了改行的思想准备。在这个单位我干了二年，其中一年是拜师学习丝绸纹样设计，另一年是参加城市“四清”运动，下基层锻炼。
　　我熟知绘画，所学的绘画知识不想荒废掉，我想绘画活动还是可以业余进行的。按照当时的文艺政策，政策是向工人阶级倾斜，对工人业余文艺创作有利，我虽非工人，但在工业系统工作，属于工人阶级，所以我的业余美术创作进行得很顺利。我根据以往下乡深入生活的体验，构了一张反映农村新旧社会对比的工笔国画稿子，得到了美协专家的认可，本单位领导也很支持，先画成工笔重彩国画，在上海美术作品展展出后，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中，借调脱产一个月，在出版社专家贺友直等指导下，制成年画，大量出版发行，深入全国农村城镇，画名为《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该画入选1964年四届全国美展，原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后来该画在北京又展出过多次，颇有影响，如1965年中国美术馆收藏建国以来部分作品陈列展；1977年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又被选入《上海美术作品选》大型画集中。这是我美术学院毕业回上海工作后，一年之中创作的第一幅正规创作画，可谓旗开得胜。早早登上画坛，成为知名的青年画家，这为我以后成为专业画家做了良好的铺垫。
画工农兵
　　在动乱年代，作为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关注国家命运。我努力想做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按照毛主席“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进行创作。当时专业队伍大部分在干校劳动改造思想，画工农兵的任务，自然落到工农兵作者的肩上。我虽然是大学毕业生，本应属改造对象，但因为在工业系统工作，自然就被当成工人阶级作者使用。1972年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一纸调令下到我单位，有这样的措词：要我“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到上海美术馆报到……。”报到后我才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要访华，需要创作美术作品，活跃一下文艺气氛，我原本就不想在原单位搞工艺美术工作，只是因国家分配，只能从命，现在有了要搞绘画创作的机会，必须抓住这快到手的机遇，于是我就逐步脱离了工业系统，进入文化宣传系统，在“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工作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恢复工作并留协会工作。
　　在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分管国画组的事，至今有二件事萦绕在我的心头。第一，调动和培养了一大批工人业余美术作者。我曾到闵行工业区主持工人业余美术骨干短训班，聘请了不少有创作经验的老师为工人作者上课，当时肖锋同志(中国美院院长)从杭州来上海，工作尚未安排，临时在我短训班任辅导员，大学教授为工人授课，在当时真有点冒“毒害工农兵”的风险，但是几课速写课讲下来，受到工人学员的热烈欢迎。短训班几期办下来，造就了一大批工人业余美术作者，有的至今还活跃在画坛上。第二，上海正因为有了一大批工人美术作者活跃在画坛上，在全国来说也非常突出，文化部就组织了《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1975年在全国十大城市巡迥展览，我作为随展人员，到过山西的太原市、阳泉市，辽宁省的沈阳市、旅顺市和大连市，代表上海介绍上海工人美术创作经验。讲稿由文化部审定，我照本宣读，读后立即上交，再讲再领再读，反复进行。报告的内容，我记得批判了二张画：《卖花人去路还香》、《此时无声胜有声》，都是专业画家的作品。表扬肯定了工人作者的作品，有航道局的《闪光》、交运局的《喜看群山又一峰》、上钢一厂《在誓师会上》、上海船厂《红旗漫卷浦江岸》等等。展览会和报告会，在全国影响很大，报纸、电台、电视广为传播。我在向有关方面汇报信中写道：“三市工人画展，在沈阳巡展盛况空前，估计观众达四十万人以上，报告会、座谈会八次之多……。”当时提倡集体主义，批判权威和个人名利思想，画幅都不署作者的名字，上面列举的美术作品，专业作者中有的已故，有的健在；大部分工人业余美术作者今天都成了著名画家、教授和美术官员。在那艺术寂寞和特殊的时代，有些上面的事情和目的，善良的人是不知道的。当时由于主持者的热心经营，付出过劳苦，得益者也颇多。
　　在那大闹革命的年代，把人自然分成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类。那时我在丝绸系统基层闹革命，属于“革命”的一类。1987年4月2 6日整党时，我在小结中写了那段历史情况：“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并不理解，后来经过学习党的中央文件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慢慢跟上形势的发展，参加了丝绸工业公司机关造反组织——红旗战斗队，任队委。夺权以后，我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选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任委员。曾被评为公司、局、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2年7月1日入党。后觉得搞政治影响业务。自动脱离革命造反派组织和单位，乘机会调入上海美术馆。”在“文革"后的大清查中，我不属于“三种人”也不属于“说清楚的对象”，仅属于一般问题，放到后来的整党中解决。
　　1987年整党中，组织上审查了我二个问题：1、是不是双突对象?  (突击入党，突击提干)2、原工作单位文化革命运动初期有一位干部自杀了，是否与我有牵连?经整党调查人员内查外调，严格审查核实之后认定：1、不属“双突对象”，全系调查人员在我的人事档案里，找到我在“四清”工作队时就积极上进，写过一份入党志愿书。在时间上属于文革之前，所以否定了“双突”的疑问。2、在文革初期那个自杀的干部，对运动不理解，与我一个公司，但不是一个部门，无直接联系。自此我在政治上才得到彻底解脱，成了可放心使用的干部。不久，宣读了我的任职报告，就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创作展览部主任和上海美术家画廊主任。开始了我的美术创作和美术展览工作的新时期。
画坛述事
　　1972年到1992年，我在上海美术家协会工作。协会名称经过三次变更，前期为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中期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后期为现在的名称，每次改名都代表着一段历史时期的结束。美协的工作，不外乎对外联络作者、组织美术辅导、美术展览交流和学术研讨等。这是为人做嫁衣的工作，我在美协工作，为人家做了二十年的嫁衣裳。个中有快乐，也有烦恼，快乐的是有缘和诸多的画家交往，给他们支持和帮助，烦恼的是自己的美术创作活动反倒成业余的了。不过，我对美协的工作已尽职尽责，努力过，不后悔。前十年的事，上一章已表述过不再提了，这一章写后十年的事，择其四件事情叙述一下。
　　第一、创办上海美术家画廊。我在申办报告中这样写：“我协会是市一级艺术方面人民团体。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调动和发挥上海美术家的优势，加强外向联系，打开美术作品对外展览、销售渠道，进一步繁荣上海美术事业，为协会全体会员开展有效益的工作，拟创办美术品经营部。”(后批改为上海美术家画廊)1988年开办，到1992年我调离，共四个年头，为协会、会员带来一定的效益。例如我在1991年总结报告中写道：“一年中，共举办各类展览33个，观众达10万多人次。(不包括专业人员参观)其中美协主办的和合办的具有方向性指导性艺术水准较高，并配以学术研讨的市一级展览10个。美协主办的国外展览7个。外单位租场展览16个。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第二、1984年独立创作国画作品《边寨小学》，该画当年入选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在北京展出，获优秀作品奖。我在总结创作过程时作了如下介绍：“这是一幅描写云南少数民族儿童学习生活的人物画。通过竹楼一角，四位少年儿童专心倾听老师讲课和学生从容答题的瞬间感情，反映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注意精神文明建设，从而说明少数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这幅画创作至今已二十多年，展览和出版多次，被誉为经典作品。去年北京、上海两画院50年展(时代华章)在京沪两地先后展出，该画又一次展出，美术杂志2007年1 2期刊登了彩色版面。
　　第三、函授辅导人物画学员。1986年7月2 5日新民晚报头版头条新闻详细记述此事：“一个没有校舍，没有课堂，没有讲坛的艺术学校拥有二千弟子，这个不同寻常的大学校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和本报读者服务部联合主办的美术函授班已在日内向它的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顺利圆满地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教学工作”。我在这个函授班里主持了国画人物画科的全部课程，每月撰写一篇讲义，并附说明图，讲授国画人物的理论和技巧，以写实和写意的方法，重视真善美本质的提高。每月向学员发出一讲，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更有不少来自新疆、青海地区，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支持。我随时批阅学员发来的作品稿，并及时返回，往复一年，集12篇讲义，装订成书，请程十发先生题写《中国画人物技法月讲》书名，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满足了更多的读者的要求。
第四、主编《上海现代书画家名录》。我利用在美协工作熟悉书画家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由丘明先生执笔撰成该书。自从1993年出版后修订印刷多次，已出第三版了。十几年来常销不衰，成了专供书画爱好者收藏、赏玩研究的必备资料。
艺贵独到
　　1992年，我有幸调入上海中国画院，成为一名专职画师，开始有计划进行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工作，不久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这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对中国画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我在1997年2月22日新民晚报十日谈中的文章里谈了自己的体会：“我信奉继承传统，发扬传统，推陈出新的宗旨。崇尚笔墨韵味的表达，因为这是中国画审美的基本特征，同时强化现代审美意识，在生活中探索新的绘画语言和形式，选取某个方面将其发挥到极尽精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起自家的艺术样式或专利符号。”
　　我的艺术追求是多方面的，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事物是多样的，有读不完的书，走不完的路，不可能做到样样尽善尽美。必须依照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设计自己的人生规划，首要的是选准和打造具体的目标，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在国画领域里，我选择了二个课题进行探索研究，力求闯出自己的路，显出自己的特点：1、以牛而终。人类在动物崇拜中，首选的就是牛，我将研究牛与人物在中国画创作中的关系问题。2、研究探索都市绘画，如何运用中国画的形式去表现现代都市风貌。
　　关于画牛的课题。2007年丁亥春我在《百牛图》中有一段关于画牛的长题：“牛呵，能识人意。属反芻类动物，食草为生，种类繁多，毛色各异，性温体壮，负重登攀，吃苦耐劳，贡献甚多，所取甚少，为发扬民族历代颂牛精神，敬其献身精神，师牛、颂牛、画牛成了我的日课，集数十年之功，几易其稿，逐写成百牛图卷。我以不断概括描写对象，把现实事物提炼成艺术形象为己任，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反复进行探索。不单纯为画牛而画牛，而是把画牛作为一种创作载体，借用牛来挖掘事物更深层的内在精神美和外在形象美，这样在与大自然亲近中认识人类，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我在牛身上找到了不屈不饶的奋发力量和中华民族所有的美德，我把自己的得失和美好的希望都寄托于牛了，在《梁牛堂》师牛画牛乐此不疲，画了大量有关牛和人物的美术作品。近年来，差不多每年都有个展。如2005年在朵云轩举行《牛画小品百图展》，2007年在由由喜来登酒店举行《双百图展》(百牛图和牛册百图)，展出作品均被藏家收藏；1996年在刘海粟美术馆举行我的首次个展时，6月12日新民晚报李箐报道简评了我的作品：“梁牛画展今开幕。梁洪涛的作品构图以稳重遒劲见长，笔墨苍老而又滋润，线条运用丰富而又简洁。”2008年7月我首次携近作回山东家乡办展。离开家乡近六十年，当今与儿时浊世的辛酸绝然不同，故乡人以“衣锦还乡”的礼遇接待我，我的画院同事谢春彦以打油诗为我壮行：“梁公老矣哉?牵牛回故乡。人间重晚晴，浩浩过大江。”并题我牛画，过誉了我的作品：“大江以南唯梁牛也。余所见未必广远，然而此语亦未必不是。”(见1996年6月1日新民晚报)程十发先生题《神牛》二字，以表参观我画展的观后感；1997年我的国画作品《乐在牛中》在比利时获世界书画艺术展最高荣誉奖。我的作品拍成多部电视艺术片播放。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对我作品的肯定和对我在文化交流中所做工作的鼓励。
　　关于研究探索都市绘画的问题。用中国画手法表现今日的高楼大厦为内容的绘画，古今少见，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家住市中心的外滩，依据我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中国画技法之研究，画出了几幅表现浦东陆家嘴建设新貌的探索性中国画，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在《都市绘画》论文里这样叙述：“一个绘画品种的诞生，必有其独到之处，那么什么是都市绘画特征呢?我认为：以城市为主题去展开不同形式、语言、风格、构思的美术创作，可列为都市绘画。它以繁复、挺直、凝重、高昂、丰润、雄健的精神力度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整个美术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具有其他绘画种类无可比拟的特征……。”我在这方面创作的作品有《上海滩》和《金光四射》，均在上海等地及国外展出过。前一幅画于2003年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选送法国展出，收入《画中上海——世界画家看上海》画集中；后一幅画又在2008年8月18日(奥运会期间)光明日报改名为《大都市》(纸本彩墨画)再次发表，影响深远。
比国纪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一生之追求。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知识，而读书和行路，正是在不断追求知识。数年来，我足印祖国四面八方，曾二次出访日本，四次访问欧洲，到达过俄罗斯、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梵蒂冈、瑞士、卢森堡、法国、荷兰、西班牙和比利时等。遍游名山大川，阅尽异国风情，知道了这天地真是宏大。其中我在2004年访问比利时时印象较为深刻，我在《漫步域外丹青路》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月中欧，气候宜人，适逢中国连环画国际展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幕之际，我应比利时世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候杏妹女士，比利时华夏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陆惟华先生邀请，访问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法国的巴黎等名城。这几座城市是欧洲美术大城，无论在宫廷中，还是在博物馆里，甚至于大街上，一路走来，都有大量的美术作品展现，蔚为壮观，今我在丹青路上流连。”文中我撰写了书画传情、大众美术、荷兰怪杰凡高和走近永恒的蒙娜丽莎等篇章，发表在2005年6月25日国际“博讯”新闻网和上海美术杂志上，以作旅游纪念。在这一时期，我发表的游记文字还有《黄土情结》、《我画黄河》、《新疆散记》和《西游画记》等，并由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画二十家一一梁洪涛卷》画集。
　　我虽以国画专长，但与连环画也有点缘分。这次连环画国际展中，我提供一幅《牧童》的作品，人见人爱，主办方制成海报，贴遍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影响深远。早年我在杭州就读美院时，曾经画过几本连环画，如《红军第一架飞机》、《老共青团员》等。“文革”年代，我在连环画《小八路》创作组参与过创作，并单独画了该书的封面画，这张封面画的著作权已被剽窃，兹借这次写传记之际，多署一笔，还其历史真面貌，这是题外话。还有我在美协工作期间，分管联络连环画组，还是上海连环画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经常与组长顾炳鑫同志一起主持连环画画家在美协的活动。此次中国连环画国际展，由于我和连环画的缘份，以及比中双方的努力，展出成功，出访活动也告圆满。
我的旅比出访活动颇有收获。欧洲时报星期六——星期一17—19 Juillet 2004以“国画大师梁洪涛访欧旅比上海会举办讲座”为题报道：“日前应旅比上海联谊会会长张绍唐等邀请，中国一级美术师梁洪涛先生来比利时、法国、荷兰、卢森堡进行友好访问，并在比利时举办了中国绘画理论讲座与现场表演。期间梁洪涛大师还受到比利时主流社会的热烈欢迎。他的绘画作品及理论专著被夏尔部长、凡登鲍雪议长及候杏妹主席等著名人士与比利时王国国家图书馆、比利时王国博物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所珍藏。”
心灵所求
　　行文至此，已经到了尾声，忽然又想起了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赠我的诗句：“穿山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这多么象我的人生经历啊!我的人生旅程里，岂止遇到波和涛，还有遇上恶浪和险滩，还有那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似水的年华，让我挺起精神的脊梁，施展自己的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就之路。回首过去，我没有其他本事，唯有画画尚能胜任。画画，几乎贯穿了我的一生。我忠诚地为理想服务，有付出，有收获，有辛酸，有困惑，画得比较累，自感自豪，无愧逝去的岁月。这些都成了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人生苦短，丹青日长。2001年1月我在上海中国画院办理了退休手续，随即签订了返聘聘书。此时我已经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永久会员。2007年被吸纳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中国画创作研究领域里，我将继续发挥余热。在这桑榆之年，各种荣禄之事对我已不再诱惑，必须善待自己，打算远离闹市，移居僻巷，亲近山水，翻翻闲书，写写画画，平平淡淡走完自己的多彩人生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