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

　　我出生于1939年，江苏扬州人。1951——1957年在扬州中学读书，1957——196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1962年起，在该系资料室工作，1979年为该系中国思想文化史室讲师，1982年为副教授，1985年为教授。曾任上海市政协第5－10届常委、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起任复旦大学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起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01年起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是教育部第1－2届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第1－2届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第4－5届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曾任上海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评传》、《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徵》、《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新译礼记读本》、《史学导论》（合著）。主编《中华文化读本》、《中国通史教程》、《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康有为全集》、《胡适学术文集》等。策划并主持编纂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
　　下面是我的学术自述，从1957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学习算起，在历史学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搏击已经半个世纪了。五十年风云，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心得。在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自己总感到有一种不敢懈怠的责任担当。

一、对传统小农社会及其近代变迁的关注
　　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及其近代变迁，一直是我研读中外历史时最为关注的问题。
　　对于中国农民的关注，首先源于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两场运动席卷中国大地时，我正在扬州中学就读。后一场运动展开时，我已进了大学。1956年暑假，我徒步在苏北扬州、江都、泰州、泰兴、泰县、海安县、高邮、宝应农村跑了一个月，当时也说不上进行什么农村调查，只想亲身感受一下农业合作化高潮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变化。但是，在我所接触到的老老少少农民那里，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喜悦或欢欣，对于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期待与迷茫似乎混杂在一起。人民公社化时，我们正在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劳动，参加大炼钢铁，还到上海钢铁一厂附近新建的张庙一条街去参加筹建城市人民公社，主要是通过报纸了解宣传人民公社，也跟着狂热过一阵，以为长久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农民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直到逐渐直面随之而来的大饥馑以及各地农民普遍困惑和极度贫穷，头脑方才开始冷静下来，开始慎重地思考中国农民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认识。
　　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我就注意追寻农民问题的由来与演进过程、中国农民与东西各国农民的异同。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陈守实教授所讲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农业合作化与公社化理论与实践有两大支柱：一是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地普遍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因此，必须对个体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走“一大二公”的光明大道；二是个体劳动者联合起来就能形成工场手工业一样新的社会生产力，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强大支持。然而，战国以来，小生产就一直是中国社会倚以存在的基础，一家一户成为中国社会由以构成的细胞，却从来没有自发地普遍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再到分散，小农经济由兴盛而逐渐为大地产所摧残再到重建，这种自流性的周期性运动方才是中国小生产运行的规律。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形成明确分工、各人都只从事某一熟练的专门劳动时，方才能形成工场手工业式的新的生产力，如果每个劳动者仍然象往昔一样继续使用手工工具做着各种农活，这种共同劳动就很难提高各自的技能，相反，会大大增加管理成本，使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经济原先所拥有的男女老幼各尽所能导致的劳动时间高度节省这一优势为之丧失。公社化进程中劲吹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铺张浪费风、一平二调、高指标，对农民进行了近乎全面的剥夺，土地、牲畜、农具，乃至家中的生活用品、生活资料，都不再归农民自己所有，社会生产也因之遭到巨大破坏。在合作化与公社化进程中一直持续不断的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所谓“拔白旗、插红旗”，所打击的其实是农民，尤其是富有生产经验、生产积极性最高的中农和比较能够实事求是的农村基层干部。据此，我便想到，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点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当农业生产仍主要依靠农民体力、手工工具及畜力时，农民之间互助合作是有益的，但是，使农民完全丧失对于农业生产及生产成果的自主权，强行共同出工、共同收工，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做了的地区农业生产立即迅速恢复，便生动说明了生产组织方式只能和生产力水准相适应。
大学毕业前夕，在讨论国内形势时，我对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冲突视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提出了异议。我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承认农民小生产者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土地改革则是通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同广大农民结成可靠的同盟。中国建设的成功，同样必须依靠和广大农民结成最巩固的同盟，前提应当是满足广大农民小生产者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应该在农民中持续不断地发动反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斗争。对于农民的普遍剥夺，对于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追根溯源，都是由于对农民问题基本性质判断出现了原则性错误。
　　1962年7月提出上面这一论点，无疑是大逆不道，果然，不仅惊动了学校党委主要领导，还惊动了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及中央主要领导。在接下来被批判、斗争的日子里，我又反复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帮助我认清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读列宁全部著作，则明白了列宁晚年已经改变或放弃了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地普遍地大量产生资本主义和资本阶级的论点，转而整个重新思考在一个小农国家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了让农民学会按照欧洲方式做生意的主张，将在农民中的扫除文盲视为建设社会主义前提条件。布哈林让农民“发财吧”的口号其实也出自列宁。尤其是一次次下乡，在农村中，一再听到农民申诉“大呼隆”即大跃进所带来的苦难，更真切地了解到农民几乎无任何自由任何权利而又完全无奈的实际状况，更坚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形形色色的农业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乃至封建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当然，在“文化大革命”又一再强调小生产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必须时刻不忘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环境中，这样的认识除在摘录马列经典著作时加上各种着重记号惊叹号外，很难正式见诸文字。但是，它们却支撑着我在“牛棚”中、在批斗中、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成为“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的日子里，继续认真读书，深入思考这些我以为关系亿万农民命运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我获得平反，也得到了可以使用自己的姓名发表论著的权利。那一段时间中，连续发表了一批着重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论文。 为正面阐明列宁关于农民问题前后观点的变化，还专门发表了《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一文。进一步阐述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近代以来农民运动的两篇文章，一篇《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被某一位领导批示“这是一颗炸弹”，据说还由国务院某部召集了一个内部座谈会，专门加以批判；另一篇《论中国二元化社会激荡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则被强行从即将付印的《复旦学报》上抽了下来，新来复旦大学准备大抓阶级斗争的党委领导人在文章清样上写满批注，并向教育部领导报告，说这是他来复旦大学打的第一仗。1992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是我这一阶段这一方面研究的一项代表性成果。这部著作后来在台湾也出了一版。
　　这项研究至今仍在继续中。2004年发表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历史背景的一项考察》，专门探讨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并将他们开除出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影响，探讨苏共集中火力批判南斯拉夫民族主义、没有坚持过渡时期是生长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时期，而企图在国内继续保留资本主义，没有坚持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列宁观点而在农业集体化上态度暧昧等，如何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改变了原先的新民主主义，转而将原先一再批判了的民粹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2006年编定出版的《革命与乡村》，是五篇博士论文，连同此前已经出版的由我作联系导师或导师的博士后论文及博士论文，通过大量档案资料和确凿的史实，展示了土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变动的真实状况，为了解究竟应当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使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比较顺利地转向现代工业文明，细化深化了我原先的相关认识，也使我更具信心。

二、对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转型的若干探究
　　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学制已改为五年，前二年打基础，后三年分专业学习，我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因为我觉得，这段历史最富挑战性，与急遽变动中的社会现实关系最密切，也最富实践性。相对于经济史、政治史，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史，因为这里有最为活跃的理论思维。大学期间，环绕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大来源，我读了大量哲学、经济学及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原著、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评述，都吸引了我，使我特别注意如何在历史演进总过程中去考察和把握每一时期每一具体个人的思想与学说，以及真理如何在复杂的矛盾运动总过程中逐步显现。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论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政治思想》。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我系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蔡尚思教授认定章炳麟思想属于地主阶级反满派，未超出封建思想范畴，而讲授中国近代史与辛亥革命史的胡绳武、金冲及两位老师则认定章炳麟是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代表。章炳麟著作很多，而且特别难读。我认为我的老师们都从章炳麟著作中选择到了符合自己结论的资料，但似乎都没有来得及对章炳麟全部著作进行系统全面过细的梳理，便自不量力地想去尝试一下。我请蔡尚思教授作论文指导老师，可是，写出的论文却对蔡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也没有完全附和胡、金二位老师的意见。但是，老师们都没有以此为忤。他们都热情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黎澍推荐我去读史学理论研究生。这篇论文被《光明日报》史学专栏送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审评，获得首肯。但大学毕业前夕小组会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我国基本矛盾、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等判断都有悖中国基本国情的那次不合时宜的发言，使这一切都化成泡影。学校党委负责人决定不让去北京读研究生，系总支通知《光明日报》不同意毕业论文发表，我被分配到呼和浩特铁路中学作教师。途经北京时，近代史所人事部门还在询问为什么不来报到。
　　八届十中全会重新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又被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名义上是储备一部分教师，等困难时期过去后好发展，暂时安排在资料室，名义是资料工作教师。在旋即开始的新“五反”运动中，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方才得知，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决定调回上海作“反面教员”。在资料室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利用作索引的机会，阅读了学校图书馆馆藏各种旧期刊和系里所收藏的几乎全部旧版图书。在一边劳动一边接受批判的日子里，继续原先已经开始的章炳麟思想研究，立志不仅要精读章炳麟本人全部著作，而且要阅读章炳麟思想形成和演进过程中他所阅读过的各种著作，特别是给了他深刻影响的那些著作。1973年8月，毛泽东指示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二文；不久，他又指名要读章炳麟所著《訄书》一书，因来不及重新校点注释，即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所印断句本《訄书》印成大字本送上。我参加了这些工作，不久，又受命担任组长，和陈旭麓、汤志钧等先生及熊月之等一批工农兵代表一道选编和注释章炳麟著述。这给了我在上海、北京等地更广泛搜寻和阅读章炳麟著作特别是大量手稿的机会。而逐字逐句校点注释，则使我对章炳麟古奥文字中的现代内容能够有更为准确的理解。紧赶慢赶，1976年6月印出了《章太炎诗文选注》上册，至8月底印出了一部分大字本送北京，但不多天，毛泽东去世，选编和注释工作也就中止了。
　　粉碎“四人帮”后，因我在1970年后陆续参加撰写周恩来总理布置撰写的《日本军国主义史》、《沙俄侵华史》，各承担了其中近一半篇幅，又负责章炳麟著作选注，便给加上了为“四人帮”爪牙包庇重用的罪名，又受了两年多审查。其时，我白天在人防工地挖防空洞，夜晚只要不加班，便校点章炳麟《春秋左氏读》一书，继续作章炳麟思想研究。1979年2月“平反”后被评为讲师，和其他几位教师一道组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有了较多时间，终于在1983年10月完成《章太炎思想研究》46万字书稿，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这部著作，努力遵照《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阐述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个人的真正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这一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探寻章炳麟思想产生和演变的轨迹。出版后，在首届吴玉章奖历史学奖中成为获奖的唯一一部专著，得到李新、冯契、陈旭麓等先生褒奖。在这以后，又为傅伟勋、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了《章太炎》一书，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出版；又应匡亚明教授盛情邀约，花了6年时间，为他所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了《章炳麟评传》，于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代中国人物思想研究，我做得最多的，章炳麟之外，就是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与王知常、王学庄两位同学合作撰写过一本《孙中山哲学思想》小册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这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专论孙中山哲学思想的著作。1979年以来恢复对孙中山的研究，多年研究成果集成《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一书，作为孙中山基金会丛书中的一种于199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又陆续撰写了《孙中山晚年对于生存斗争社会哲学的批判》、《清末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西学渊源——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察》、《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等论文。较之国内外同行的孙中山研究，我更关注孙中山思想的渊源，除去利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藏书外，还在日本搜寻他所购置的各种西文书籍。孙中山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阅读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以及各国历史著作最多的一位政治家，而且一直非常敏锐地关注欧美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研究成果，这就使他对问题的思考真正具有世界视野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深度。
　　为防止研究的片面性，在对近代人物思想作专门研究时，我一直有意识地注意同样认真考察他们的对立面思想实际。研究章炳麟，就必须系统了解康有为，和王仲荦先生等一道编校《章太炎全集》的同时，便主持编校了《康有为全集》，历经20多年，12卷于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因对瞿秋白际遇的关注，倡议并和丁守和、黄美真等一道编校了《瞿秋白全集》（政治理论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又主持编校了《胡适学术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还协助蔡尚思先生编定《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又编选了《毛泽东著作集》，尽量选取未经修改的代表性原著，分别由香港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在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除上述人物思想研究外，最为关注的，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进程及其困顿，对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对所谓政治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这方面成果，比较集中地见之于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的《理性缺位的启蒙》一书。这部著作之所以突出了“理性缺位”这一概念，这是因为经历了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包括“文革”后一些思想批判运动。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思想转型时，便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之所以为专制主义所压制，科学之所以为蒙昧主义所笼罩，社会主义之所以演化为民粹主义，和启蒙运动自身“理性缺位”有着直接关系。理性缺位，启蒙便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最终沦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核心价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未能完成切实转换，传统的核心价值、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行为方式只是更换上一套新的话语系统，本质并没有大的改变。以此为书名，正是希望人们对此有足够警觉。
　　中国文化史专门研究，开始于1979年之后。反思“文革”，不能不考察它之所以发生，之所以能延续十年之久，自有其文化基因。传统的政治权力决定一切，道德理想高于一切，这种泛政治主义与泛道德主义在“文革”中膨胀到登峰造极地步。我曾主编一部《“文革”文化基因研究》，在出版社已被搁了二十多年，仍然不能出版。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经济领域，还必须深入到文化领域。1982年我担任历史学系负责科研与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筹划召开中国文化史学者座谈会，主要是京津沪学者，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召开了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同时，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提出建议，制定上海文化发展战略。1986年5月，由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大型研讨会。90年代，又倡议并协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萧克主持编撰10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除总体设计外，还负责组织了编委会。参与这部著作编撰的作者近200人，大多为中华文化研究各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这部文化通志，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沿革，中华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贡献，中华学术、宗教、艺文、科技等各个不同领域、观念、制度、习俗等各不同层面，以及中华文化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作了全方位的概述。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部分编委和作者，热烈祝贺该书出版，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与结构，我还特地编了一部《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编》，并挑选《礼记》作了全书今注今译。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讨论，受海外华人研究成果影响特别大。因为先前封闭了很多年，门一下打开，许多论点闻所未闻，便觉得新奇，很快传播开来。最有影响的，如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文化激进主义压倒文化保守主义、科学主义压倒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从中心走向边缘，等等。为了让青年学子了解这些论点的源头，我陆续编选了《港台和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港台和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港台和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等。根据我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于其中一些论点我持保留态度。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就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新的话语取代了传统话语，但中国传统的权威崇拜、权力崇拜、经典崇拜、思想一统、罢黜百家、家长制、一言堂，几乎都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下来。手段激烈者，内容常常相当保守；形式保守者，内容其实倒很激烈。盛行的与其说是科学主义，毋宁说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本质上仍是经传注疏的传统思维路经，占支配地位的与其说是科学，毋宁说是迷信、愚昧和盲从，包括对领袖的迷信和盲从，对经典的迷信与盲从。至于新型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具有前现代性质的传统专制主义和农民运动一次又一次压倒或包围了现代化运动，使现代化运动被边缘化。“文革”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而正是这一运动的中断或背弃。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化，全盘苏化、全盘西化固然不足取，全盘儒化、全盘古化同样不足取。我们要认真承继和弘扬前辈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也要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不要一心想着怎样重新定于一尊，我们需要的是新时代的百家争鸣，我们需要的是创建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时代。新儒学也好，新道家也好，新佛学也好，都可以成一家之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等等，同样可以成为一家之言。文化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不会妨碍真理在争论中确立、在争论中传播，真理的具体性和过程性，更使百家争鸣应长时间存在。师法古人，师法国外，都是为了推动我们自身新文化的创造。人们在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开始走向小康与富裕之后，文化的需求将愈来愈强烈，水准愈来愈高，这就需要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有创意的大繁荣大发展。

三、对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一点浅见
　　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就是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口号的提出，大体上也就是这个意思。直到编选《港台与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书时，方才比较系统地了解到海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内涵。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便将现代化视作一个包含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教育普及化、社会中产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问题的考察，更深深感到在现代化中，至关重要的可能还是人自身是否现代化，即人自身是否具有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包含现代民族意识、现代国家意识、现代公民意识、现代公众意识、现代公平意识，核心则是尊重和保障人的尊严，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的价值、自主、权利、发展。
　　当实现现代化取代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国人最强烈的诉求时，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有着各种不同主张，虽然绝大多数人认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分歧和争论从来没有止熄过。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介入这些争论，而这些争论又必然会推动研究的深化。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在反“自由化”声浪中，出现了“第二次拨乱反正”、“现在是批说资本主义的，而不批干资本主义的”等说法，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说成和“文革”相类似的第二个“乱世”，且是“干资本主义”的“乱世”。我认为，这些说法不符合实际，对以往的历史也仍然沿袭了先前错误的解释。于是，陆续撰写了《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正式解释》、《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一批论文，专门讨论作为社会主义范本的苏联模式，说明它如何将俄国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沙皇专制主义及“白色恐怖”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斗争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段时间重新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文革’”、“重新评价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声浪特别高，这些论点和反“和平演变”一道被指定用来指导高等学校各学科教学理论纲要的制定。这些论点，其实就是要重新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颠覆改革开放。为此，我陆续撰写了《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取向的分合和市场化道路的择定》、《中国现代化百年进程中所有制关系变革析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后面这一文曾被邀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论坛”50周年大会上作主题报告，这是该论坛50年中所邀请的第二位中国学者。2005年，一股抨击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浪潮又席卷而来，认定指导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已边缘化，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学领域开展斗争，将领导权重新夺回来。这一浪潮，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即政治体制的改革将决定全部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因为目前众多问题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全能主义威权体制未得到有效改变，权力寻租、权力越位、权力缺位、权力机构日益膨胀等问题凭藉这一体制而泛滥。为此，我撰写了好几篇文章，阐述了我的观点。
　　回顾30年来环绕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争论，我以为，除去特殊利益的要求之外，就理论与实践本身而言，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所特有的过渡性把握不准确。我在《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中指出，中国当前既需要也实际存在着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同样需要同时也实际存在着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前者是后者得以存在的基础，后者制约前者健康而持续发展，而将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的，则是以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所必须走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本质特征，就在于此。由此回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部历程，我以为，构成其主轴的，正是现代性的中国重撰，照搬别国任何一种现成模式都很难走得通。为此，我将相关一部分研究成果汇集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即定为《现代性：中国重撰》。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现在是教育部全国重点研究基地。我至今仍担任着中心主任职务，正和中心其他成员一道，通过一系列重大课题，继续拓展和深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我们希望能立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实践，在现代化理论与现代性建设方面有所贡献。

四、对历史认识论提供的一家之言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唯物史观被视为只包涵历史本体论、历史辩证法与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这一概念完全不被承认。可是，50年代以来，环绕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中，人们主观上都努力秉持唯物史观，可是，运用相似或相异的史料，对于同一客观历史实际却作出了全然不同的描述和诠释，其实，都正是历史认识论问题。60年代初，我曾针对当时争论不休的史论关系问题，写过一篇专门讨论历史认识的文章，未能发表。1988年，受教育部委托，和瞿林东、赵吉惠等合作编撰高等学校教材《史学导论》，方才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的意见，回应了国外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各种见解。这部教材2003年修订后改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至今仍为不少学校所使用。这部教材在台湾也有一种繁体字版，为一些学校采用作教材。
　　我将历史认识视作一种三极思维活动。一极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包括历史学家、社会精英层与全体社会成员等不同层次；一极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即历史实际，包括个别的历史事实、完整的历史过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不同部分；还有一极，是中介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遗址、图像、传说、现实生活中蕴涵的历史因素或一般所谓“活化石”等不同方面。这三极都应视作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体，它们之中每一极都积极地能动地作用于其他两极。历史实际为历史认识之源，它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变、过程，一经发生，便成了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资源，它们或者以肯定的形式，或以否定的形式，或从规范的形式，或以非规范的形式，仍参与着往后的历史变迁、历史发展，进一步展现它们的潜在方面，发挥它们的潜能，但是，这并不损害它们自身的客观实在性。历史资料，无论何种形式，归根到底，都正是历史实际的产物。作为中介质的历史资料，本是历史实际的副产品，并不等于历史实际，却是历史认识者藉以了解历史实际的重要根据。历史资料一旦产生，也同样成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历史实际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再现，人们只可能通过对各种历史资料的清洗、爬梳，去了解历史实际。因此，历史资料的成毁、存亡、增减、真伪，常常直接关系着历史认识者的研究活动是否有成效，关系着历史实际能否被发现。至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作为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取向，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他们的行为环境与工作方法，他们研究工作的方向与努力的程度，无不密切关联着他们对历史资料及历史实际的态度。历史认识之所以不是两极思维而是三极思维，正因为这能动的三极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动态结构。
　　我将历史认识视作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和历史认识者这三极在社会实践和历史学家科学研究实践基础上能动的统一。社会实践发展水准、性质，决定着历史实际显现的程度、历史资料存留的状况、历史认识者思维方式及研究手段的时代水准，决定着上述三极相互作用的总界限。历史思维的实际进行，则直接决定于历史学家个人及群体的科学实践，包括不同时代历史学家科学研究活动的不断积累。离开了社会实践与科学实践，历史思维中的三极就会各自分离，历史实际届时只能如一个幽灵，历史资料就会成为一堆死物，而历史认识者便只能成为抽象的存在或凭藉符箓同幽灵打交道的巫师。
　　我认为，历史思维活动的进行，同样大体上经历感性、知性、理性认识这样三个阶段。历史学家无法直接感知遥远过去的历史事件，所谓历史认识的感性阶段，一般是指从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资料中清洗出一个个历史事实，它包括史料的搜集、辨析、抉择、确证、核定等大量工作。所谓历史认识的知性阶段，一般是集合相关的若干被清洗出来的历史事实，以复原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过程，它包括按照时间先后整列史事，或按照空间位置整列史事，或按照事实内容的相关相类来整列史事。所谓历史认识的理性阶段，一般是指透过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把握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提高人们在历史所提供的现实基础上创造新生活的自觉性。人类认识历史的总进程，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对每个重大历史事变、历史进程的认识，也经历着这样三个阶段。
　　我将历史思维视为一种统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直觉思维这三种主要思维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性思维。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有目标、有情感的具体而生动的活动，舍弃了人类活动的这种具体性、个别性、多样性，历史就将不成其为历史，正是历史实际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历史思维离不了对于具体、个别、多样的认识，对象形象思维的把握。逻辑思维，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等等在内的思维方式，在历史认识的感性、知性、理性阶段，都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它的使命，是在历史的具体性中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常规性，在历史的个别性中发现其重复性，在历史的多样性中发现其统一性，在个别的历史条件中发现其内在联系或内在的因缘关系。直觉思维或顿悟思维，是历史认识者潜在的认识能力与历史实际的潜在能量互相撞击时释放出来的认识能力，它有助于历史认识的飞跃，它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长期活动和不断积累为其基础，又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后续活动对自己思维的结果作修正、补充和证实。三种思维方式不是分别活动，而是综合活动。因此，历史思维中的形象思维不同于艺术创作，它不容许虚构或通过集中的手法去塑造典型。历史思维中的逻辑思维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研究，逻辑的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都必须在历史资料所展示已经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变内部进行。
　　我主张，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应在史料、科学认识总体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上依次接受着严格的检验。由于历史认识的对象是已经成为过去的集个别性、具体性、多样性于一身的历史实际，这一历史实际只能凭藉历史资料去发现，因此，历史资料于是便成为检验历史认识真理性的第一层面。为此，要认真检查直接史料的收集和利用是否比较完备、间接史料的收集和利用是否比较充分，史料的可信度如何，史料的诠释是否准确而深刻。但是，这仅是初步的检验，这是因为史料并非僵硬不变，人们的认识能力更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对同样的史料会作出新的诠释与新的概括。为此，必须由此前进一步，从科学认识总体上对历史认识的真理性作出鉴别和检验。以科学认识总体为尺度有三重含义：一是历史认识不仅是历史学家个人的思维活动，它要与同时代其他历史学家及其前辈们的研究活动联系起来，在其自由争论和相互批评中确定其存在的价值和科学地位；二是历史认识不仅是历史学家的思维活动，而且同该时代由所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诸学科共同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密切相关，历史学家的思维成果要在该时代科学共同体的总思维、总认识相互冲突、相互推进中确定其存在价值和科学地位；三是历史认识活动是人类科学发展历史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进程中，它既是先前各时代所已获得的成就基础上的提高与发展，又是往后新的发展的起点，将为往后进一步发展了新的认识所证实或取代。社会实践对于历史认识真理性的检验，则是更高层次也更为重要的检验。
　　历史诚然已是过去的人和事，但是，它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基因、资源通过历史的连贯性、继承性、统一性传递给其后的时代，它们甚至有可能在另一空间范围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复活和再现。历史常常沿着否定的或否定之否定的路线发展，在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中都脱离不了先前时代的影子与印迹。因此，人们的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及对历史总体性的认识正确与否，必定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社会实践本身的检验。社会实践可以提供认识先前较为原始的历史的钥匙，社会实践还会给历史的伪造者或将谬误冒充真理者以惩罚，而给严肃认真正确地认识历史者以积极的肯定。
　　这些年来，我陆续主持编撰了《社会科学争鸣大观•历史》、《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和《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等书，又主持着教育部委托的五卷本《中国通史教程》编撰工作。通过对于历史学以往和现今发展状况的深入了解，我更加坚信，历史学家必须自觉地把握历史认识、历史思维独特的的基本特征，尽可能广泛地搜寻各种历史资料，辨析这些历史资料，以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去复原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进而对之作出科学的诠释。历史学家必须以非常敬畏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研究环境和研究手段的水准与局限保持清醒的认识，方才能不断进取，努力克服这些局限，努力和史学家群体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家群体结合在一起共同奋斗，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历史学家应当既是历史的研究者，又是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投身社会大变革实践，能更深刻地体认往昔历史。在科学研究实践和社会实践中，需要坚持不懈地探索、探索、再探索，并不畏为发现真理、捍卫真理而作出各种牺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历史认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成就。在这一点上，虽历经挫折、打击，我仍一刻不敢懈怠，尽管成绩很有限，却始终无悔选择了历史研究为自己毕生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