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
一
　　我原名盛峻峰，1923年3月24日出生于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骆驼桥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我的曾祖父是镇海闻名的盛滋记酿造厂的创始人。当年骆驼桥盛家创制的“盛滋记”酱油，曾与杭州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一起获得过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章。我的祖父是老中医，家境一直宽裕，所以我的父亲得以留学日本。一次，祖父去上海同济医学院找德国医生给儿子看病，医生说若要身体好，最好让他学医。这样，父亲就进入了同济医学院（今同济大学）。
　　因父亲从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到宁波铁路医院当院长，全家就搬到了宁波。父亲正直、善良，同情穷人。当年我常随父出诊，给辖区内各路站职工看病，到农村为农民看病，父亲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渐渐地，我懂得了一个人要有爱心，人间的恃强凌弱现象是不合理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那时有一个想法：想改变贫穷农民的生活，立志将来上大学就学习农科。
　　我是在宁波义和度读的小学。1931年发生了“9•18”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为抗日救国，宁波举行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父亲给我30元大洋，叫我拿到学校捐献。这一笔不小的数目惊动了媒体。1931年10月21日，宁波的《时事公报》大篇幅做了报道，文章题目叫《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这是我第一次见报。
　　念小学六年级时，我在全宁波市小学生演讲比赛中还得过第二名。当时拿到的奖品是一个碗。碗后来不慎摔碎了，但刻在碗上的《尚书•大禹谟》中的名句我却一直铭记于心：满招损，谦受益。

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14岁，同年12月随家人避难上海。不久，我就进入了雷士德工学院附中，两年后又转入松江中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很气愤，我深深地怀着忧国忧民之心，迫切地寻找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开始阅读各类进步书籍。当时的苏联是进步的象征，从一些文学作品、新闻通讯看苏联，那真是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国家。当看了《萍踪寄语》、《苏联见闻录》等一些介绍苏联的书籍后，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要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使人们对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也一样发展、壮大，让中国老百姓不再受苦。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俄国教师的招生广告，就上门去求教。其实，这个俄国女人根本没有教学经验，又不懂中文，只是叫我买了一套哈尔滨出版的俄语教科书《俄文津梁》，每周只有一个小时教我读，连字母也不教，更不用说语法了。但我还是用心地学，一词一句跟她念了近两年。我白天在中学念书，晚上就回到家里学俄语，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基本上都在学俄语。在学习俄语的四五年时间里，我没看过一次电影，没有出去玩过一次，而是把分分秒秒可以利用的时间都集中用在俄语学习上了。
      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了《鲁迅全集》，共二十卷，定价二十元，但预定只要八元，于是我就预定了一套。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时一个普通职员的月工资才二三十元。家里每个月给我五元零化钱，我大部分用来购买进步书刊、学习俄语。可以说，我后来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最早是受了鲁迅的影响。而且我将《鲁迅全集》及其他进步书籍带到学校，借给同学们阅读，也影响了许多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
     由于自幼就有上大学农科的想法，我在松江二中（抗战时期迁移至英租界）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南通农学院学习。没学多久，因为生病休学在家，从此就没再念下去。父亲很希望我学医科或者学工科，用医术或工业来救国，但是我后来没有照他的话走下去。我一边养病，一边就继续钻研俄语，兴致极高。同时，还带动了一些同学学习俄文。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 ，有幸遇到姜椿芳。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精通俄语。姜椿芳得知我学习俄语困难重重，就热情地予以辅导。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跟苏联塔斯社领导秘密商量，在上海办一份中文杂志，报道苏德战争真实的情况。1941年8月20日，塔斯社用苏商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中文《时代》周刊，杂志主持者姜椿芳要我为《时代》周刊翻译一部分稿件，那年我18岁。第二年又办了一本《苏联文艺》月刊，姜椿芳也要我为《苏联文艺》翻译稿件。
　　1942年，我翻译的第一篇俄罗斯小说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内容是描写苏德战争中普通的百姓如何抗击德国鬼子，当时刊登在《苏联文艺》杂志第二期上，那年我19岁。嗣后我又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学会仇恨》。我含着悲愤翻译这些作品，进一步增加了对法西斯的仇恨。这样，从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到1945年希特勒灭亡，这四年苏德战争的全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通过反法西斯斗争的翻译实践，我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残酷，几千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家破人亡。那时我开始思考人类苦难的根源，分析什么是大是大非，同时逐渐培养自己的爱憎。
　　还在18岁我为《时代》周刊翻译第一篇文章时，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草婴。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我很欣赏，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来反映自己的性格、个性。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就是比草更小，草的婴儿。我觉得我们应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我很喜欢“草婴”这个笔名。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的翻译作品都用这个笔名。
　　1945年5月，我被聘为塔斯社译员和时代出版社编译，从此开始了职业翻译生涯。在塔斯社这几年，在俄国人的语境中，我翻译的工作有俄译中，也有中译俄。这对提高俄文水平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工作也很有意义。解放后，有很多苏联的朋友到中国来，就问我：“你是莫斯科学的俄文还是列宁格勒学的？”俄罗斯最大的大学不是列宁格勒就是在莫斯科，我风趣地说：“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是在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

三
　　解放后，姜椿芳到北京负责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本来要我也到北京去参加他领导的工作，翻译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1952年我随姜椿芳到北京，但身体不好，肺结核病复发，我不得不回到上海，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翻译。1954年，华东作家协会成立，我参加筹备工作。华东作家协会有100多个会员。其中专业会员总共不到10个人左右。以巴金为首。专职搞翻译的有罗稷南、傅雷、满涛、夢海和我。我们几个人不用上班，我们几个没有级别和国家编制，也没有工资，就靠翻译稿费生活。五十年代末我还担任了《辞海》编委、外国文学分册主编。
　　从1953年起，苏联的文学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渐渐发生了改变，作家们开始大胆地表现生活矛盾和冲突，以及揭露黑暗面，这股新的文学潮流被称作“解冻文学”。我也关注起他们在这方面的新成果。1955年，我翻译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先是在《世界文学》上刊登，由于小说內容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改革。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并推荐，得以在当时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接着又印单行本，第1版就发行了124万册，打破了翻译小说印数的记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青年团中央号召青年向娜斯佳学习，小说的主人公娜斯佳成为青年学习的榜样。当时，许多单位邀请我去做报告。
1955年的最后一天和1956年元旦，《真理报》上破天荒刊登了肖洛霍夫的一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苏联人在卫国战争中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以新的角度处理了“人民战争”的矛盾冲突，折射出的是千千万万苏联人当时的共同遭遇。我读后非常感动，决定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距离小说在苏联发表仅两三个月，在这当时的翻译界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译作发表后，反响很热烈，中国人民通过这篇小说进一步了解了肖洛霍夫，知道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爱国作家。
　　上个世纪50年代，我主要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包括《被开垦的处女地》（现在的译名为《新垦地》） 、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在苏联文学中，肖洛霍夫被公认为托尔斯泰的继承人。他在写作技巧上继承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在思想上继承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文学被封杀，我翻译肖洛霍夫作品也受到批判。“文革”来了，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就被说成是肖洛霍夫的吹鼓手，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运动最早冲击的对象。我被出版社关押一年后，就转为监管批斗对象——其间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胃大出血，五天五夜滴水未进，经抢救脱险。另一次是1975年初，我已经从五七干校回上海，在出版社接受批判和劳动，被水泥包压成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在木板上躺了半年。在“文革”中，无论处境如何艰难，我依然保持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信条，坚持清清白白做人。此前在反胡风时，满涛成了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要我写文章批判他们，我认为他们俩都是好人，是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一个字也不写。我认为做人要有原则：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的事。我越来越体会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应有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什么？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眼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随时分清是非。脊梁就是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胆就是勇气，人活在世界上需要有一定的胆量。这些思考，与俄罗斯传统中的知识分子自我探索不无相通之处。

四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来找我谈话，要办上海译文出版社，考虑让我去当总编辑。我当时觉得很突然，我回复他们说，我一辈子就做翻译工作。希望继续做翻译工作。其实，“文革”结束后，我迫切希望能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这样，就婉拒了市里的安排。因为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文革”前我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1964年翻译并出版了托尔斯泰早期中短篇小说集《高加索故事》。通过“文革”，我越来越清楚，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这就是我要翻译托尔斯泰小说的动机，我做事比较执着，凡事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投入到这上面去，其它事情一律都排除在外。从1978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400多万字，这个工作中国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
　　我翻译托尔斯泰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要看好多遍，译稿才能完成，因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它的翻译。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其它的外交翻译、时事翻译、科技翻译是技术性的翻译。但是文学翻译要有文学性、艺术性。艺术与技术主要区别在这里，技术只要正确就好，艺术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这就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区别。因此从事文学翻译要具备形象思维，就是头脑里要有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好的文学作品都能使读者产生很鲜明的形象。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人物有550多个，这部作品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一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出现了，这就是形象思维。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翻译介绍给读者，他介绍得好，就是成功了，他介绍得不好，就是失败了。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的感受。在处理一些冗长而复杂的句式时既要译得明白、流畅，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思维习惯，又要不失原文的意思和神韵的传达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有时简直让人殚精竭虑，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妥帖，一句话的通顺，常常是反复的斟酌、反复的推敲、有时甚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1978年到1998年，我翻译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包括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60多篇中短篇小说，包括《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和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等。2000年我还修订出版了三卷肖洛霍夫文集包括长篇小说《新垦地》第一、二部，中短篇小说《顿河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等。
　　2002年5月，由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由我翻译的繁体字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04年7月，《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简体字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先生当年精心收藏的托翁文集珍本中的200多幅精美原创插图，也被收录在这套全集中。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当时俄罗斯汉学家李福庆说：“一个人将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出来，全世界只有草婴一个”。2003年，我八十岁时。俄罗斯驻沪总领事柯富安在祝寿辞中这样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桥梁。您介绍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这样的世界大师作品。凭着您的才华，这样文学名著就不仅属于俄罗斯。我们相信，尊贵的中国读者也一定注视两个朴素的意义深远的汉字：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
　　80年代后，我参加全国各地外国文学会议，曾到过哈尔滨、洛阳、长春、北京、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南昌、南京、扬州、广州、杭州、厦门等地，开会并作学术报告。同时，被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02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翻译奖彩虹奖”。
　　1985年和1987年，我两度应邀去苏联访问。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上，我获得了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俄中友协颁发的“友谊奖章”和奖状，俄罗斯政府颁发的中俄友谊奖。2006 年获俄罗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同年被俄罗斯作家协会聘为名誉会员。
　　我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一届至第五届委员和上海市第八届、第九届人民代表。“文革”后，在姜春芳同志的推动下，我和上海的老翻译家们决意把上海文学翻译力量聚集起来，用翻译来打开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不再封闭阻塞人们的头脑，我们在1986年3月15日创建了上海翻译家协会。我曾任中国译协副会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现为中国译协名誉理事。
　　完成《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后，我对俄苏文学作了认真的思考，对苏联当年有争论的文学家作了再评介。我写了些俄苏文学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报刊上。对法捷耶夫的悲剧人生，肖洛霍夫的含恨终生和高尔基的压抑内心作了分析和剖视。並且对一些苏联时代受到压制的诗人和作家作了深沉的追忆。2003年，这些文章被收入我著的《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我一般不大译诗歌，但在有些情况下也译些诗，我曾发表过普希金小诗一组，这些诗都是有感而译，有为而发。另外，还有些文章散见於各种报刊和杂志。
　　最后，我认为人生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就是成就。我选择把文学翻译作为毕生事业。我将翻译作为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传播重要精神和思想的方式，怀着对历史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具体的翻译选题和译文，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感情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关注社会人生，开启人们灵魂，感化人们心灵，为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应尽力量。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让世界充满爱。将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人类文明的普遍准则，期盼世界多些阳光，少些阴雨… 。

　　　　　　　　　　　　　　　　　　　　　　　　　　　　　　　　草婴口述
　　　　　　　　　　　　　　　　　　　　　　　　　　　　　　　　金波整理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