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31年5月6日出生于上海。我的亲生父母都是江苏宜兴人。父亲徐子华与徐铸成同一家族，曾任上海南市旦华小学（后改名大境路小学）校长多年；母亲钱铸卿出自书香门弟，擅于诗词，没有参加过社会工作，信基督教后在上海第一浸礼会教堂任义工，该堂的一个布道所便设在她家的楼下（老西门肇嘉路—后改为复兴东路927号泰瑞里），由她照看。她由于生育过密，当我在她腹中时，便有意将我赠人领养。恰逢领养我的外祖母袁素英在教堂里认识了她，谈起我的养母赵洁贞没有孩子，便很容易地达成了领养的协议。在我出生以后，我被直接抱到养父母家，因此我自幼便随养父曹芳怀姓曹，籍贯填写浙江镇海。我的养父是来自宁波的商人，抗战发生后，所经营的翻砂厂被毁，经济每况愈下，于1943年去世。养母和外婆来自湖北，早年信基督教。养父死后，她们在上海举目无亲，养母又无工作能力，仅靠养父留下的一间房子出租，勉强维持三代人的生活。她们对我非常疼爱，从“养儿防老”的现实目的考虑，希望我终身为教会工作，也可保证我对她们尽孝。我出生后不久，便在圣公会天恩堂受婴儿洗礼，在家庭浓厚的宗教气氛影响下，从小笃信基督教，从未间断参加教会活动。我5岁便在上海福音广播电台当“儿童故事”节目的小讲员；8岁开始学钢琴后，每星期日为圣彼得堂、虹口全备福音堂等教堂礼拜时义务弹琴。
我的生母在我读高中二年级时找到了我，并向我说明了我的身世，对我震动很大。我的养母和外婆为此极为紧张，生怕我会离弃她们。我为了使她们安心，便答应不与徐家来往，但内心还是渴望骨肉之亲能够相聚。待我参加工作以后，我瞒着养母去看望生父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又中断了联系。我结婚后，我和丈夫始终以菲薄的收入负担着包括外婆、养母和一个孩子在内一家五口的生活，直到她们在1968年、1971年以96岁、80岁的高龄相继去世。她们至死不知道我与生父母见过面，我想这对她们还是一种安慰。
养母去世后，我与生母联系，得知生父已于1967年因病去世。我和生母保持来往，直至1974年她患淋巴癌症去世，时年83岁。一个戏剧性的情景是，生母去世时，正巧只有我在她身边送终。我的亲生兄弟姐妹都受过高等教育：大哥徐龙（后改名徐农）在美国洛杉矶当牧师，大姐徐凤在台湾，三哥徐豹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们去世前，我与他们都见过面。现在经常来往的是最小的妹妹徐燕，她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退休教授（博导），曾经担任过笫六至八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我于1965年结婚。我的丈夫徐明涵是基督徒，曾经在上海灵修学院读神学，后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从上海电视大学物理系毕业，”文革”中下放到市直机关五七干校、上海提琴厂劳动。1982年,他被调到基督教全国两会任办公室主任 , 1992年任基督教全国三自副秘书长, 1997年兼任华东神学院副院长，直至2003年退休。同时，他也义务参加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教会工作，于1999年被按立为长老。他是一个能干的多面手，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使我完全没有家务后顾之忧。我的儿子徐倍宏也信基督教，是上海市民盟党员，本届闸北区政协委员，现任上海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兼商银资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媳妇丁智慧是兴华科仪有限公司会计师，一个孙子徐卓俊正在读初中二年级。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小区内，生活上彼此照顾，天伦之乐融融。
（二）
我一直在教会学校就读，1943年从惠恩小学毕业后，进入进德女中学习，直到高中毕业。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家庭经济愈来愈困难的情况下度过的。我申请过新闻报社的奖学金，课余做家庭教师教钢琴。进德女中当时有奖学金规定：凡是成绩列入高中部第一名的，可以免去全学年的学费。我便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高中三年每年名列前茅，才得以完成学业。
1949年上海解放，也正是在这一年，我高中毕业进入圣公会设在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的中央神学院学习。当时许多同学对我的选择很不理解，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早已在宗教信仰上接受了外婆与养母多年的教导，并自觉地把自己毕生奉献给上帝。另一方面，读神学是不必付学费的，由教会供给膳宿，当时我事实上也不可能自费去读大学。
我进神学院一年以后，院长沈子高主教通知我，教会有一笔奖学金可供我读大学，毕业后再读神学研究科。为此我于1950年夏考入了圣约翰大学教育系。当时我仍住在神学院内，在读大学的同时，也在神学院内选修教会史等课程。我进入大学后不久，便发生了抗美援朝，学生反美游行、南下参军等政治运动，对于从小在教会环境内生长的我，冲击很大。我预感到教会的奖学金恐怕难以为继，因此第二个学期就申请到了人民助学金。但大学院系调整，毕业生要统一分配等消息逐渐传来，使我愈感不安。我考虑到如果把大学读完，恐怕无法再回神学院，这将有悖于我的终身誓愿, 于是我断然决定中止大学的学业，于1951年秋重新回到神学院。中央神学院于1952年秋与华东地区的其他神学院一同并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我当时很为难，因周末需教琴以维持养母与外婆的生活，难以离开上海。后来教会给了我一些资助，我们又把仅存的房屋让出一部分，才得去南京上学。我为了争取早日毕业，参加工作来维持家庭，向院长丁光训主教提出，把我在大学期间在中央神学院兼修的课目学分都算上，得到同意，这样我在南京只学习了一个学期，1953年2月便从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 是该院合并后第一届的毕业生。
我从小一直在教会环境内生活，受保守的神学思想影响，不看电影、小说，与社会很少有接触。解放前夕，教会内大量流传着“有神无神势不两立”，“共产党要消灭宗教”的言论，使我对于“解放”心存恐惧。1950年夏，我受教会之派去参加上海市民青联、基督教青年会在圣约翰大学内联合举办的基督教青年夏令会。这是我第一次看“白毛女”、“钢铁战士”等电影，激动得热泪满面, 使我看到旧中国劳动人民怎样生活，共产党员如何为解放中国而牺牲奋斗，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基督教自1950年9月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当时名“三自革新运动”），吴耀宗先生等40人发起《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简名“三自宣言”），在全国征求基督徒的签名。我当时是神学生，虽然也签了名，对于宣言有“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之句很不理解。随着美国津贴的断绝，神学院失去了经济来源，大家非常恐慌，感到前途渺茫。1951年4月，中央政府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公布了“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免征教会房屋的房地产税，使大家看到政府对基督教团体的照顾.。对我思想震动最大的是随后在基督教界进行的控诉运动。一些教会领袖以亲身经历说明：基督教过去在外国教会控制下的确被帝国主义利用，做了危害中国人民的事，如外国传教士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我想起《圣经》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可抹煞事实。即使这些事实不光彩，也不能强加否定，只有积极面对。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我是一个中国基督徒，应该走爱国爱教相结合的道路。
（三）
我1953年自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上海，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直在基督教内工作。先在上海圣彼得堂任传道，主要联系青年，照管唱诗班，同时在教会前辈罗冠宗等人鼓励下，参加市民青联组织的宗教青年活动。1954年中国基督教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这次会议对我的印象极深。尽管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已经蓬勃开展，可是基督教内确实存在着一股反对这个运动的力量，他们以“信仰不同”为借口，反对走爱国道路。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难道基督教的信仰是反对爱国的吗？绝对不是。新中国为人民带来许多好处，又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基督徒凭什么要反对爱国运动？返沪以后，基督教界内进行的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坚定了我的爱国立场；有些传教人员以宗教语言进行的反对新中国的活动也从反面教育了我，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基督徒，特别是青年基督徒明辨是非，不致因“宗教信仰”的关系，接受错误的影响，走上歧途。我积极参加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的联合性基督教青年工作，如圣诞音乐大合唱、夏令会、冬令会等，得到一定的锻炼。
１９５４年，上海基督教青年工作者团主办基督教青年刊物《恩言》，我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黄培永的指导下，担任编辑部负责人。该刊物起初是非卖品，从不定期出版发展到双月刊，自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年共出版了20期，发行量最高时达２2００份，不仅供应上海教会，也受北京、武汉、青岛、福州各省市教会青年的欢迎。其内容既谈信仰，也谈实际问题，还有文艺专栏, 在基督教青年中起了较好的团结引导作用。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于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认识。他为人真诚，思想严谨，工作一丝不苟，他的人格影响使我终身受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后来调回上海，参加基督教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1年下放到上海新华皮革厂当一名普通工人（后调科室）达八年之久。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么也要被打倒。尽管我们曾经被划为“牛鬼蛇神”，厂里的工人对我们倒是没有什么偏见，大家处得相当好。如果说，这段经历对我有什么意义，那便是我真正接触了社会，开始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感情。
“文革”结束后，我于1979年11月至1980年底被调到上海皮革研究所当英语教师。1980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在曾经担任过华东宗教事务局局长, 后调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罗竹风的推动下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宗教研究只是批判宗教，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不能参加的。罗竹风决定突破这个框框，通过世界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郑建业主教的联系，在基督教界内邀请了沈以藩、姚明权和我三个有教职身份的人进入上海宗教研究所参加宗教学术研究。 我于1981年1月正式成为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成员, 一直工作到1987年退休, 被评为副研究员。
（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贯彻。1979年9月上海基督教沐恩堂恢复礼拜活动。我参加了1980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明确中国基督教将全面恢复。在1980年10月举行的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教务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副总干事。这时我已在上海宗教研究所任职，通过协商，他们还是很支持我身兼二职，直到我从上海宗教研究所退休后，才全部时间在中国基督教协会工作。我在中国基督教协会担任副总干事10年（1980-1991），任副会长10年（1991-2002），任会长5年（2002-2007），按照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章程，我于2008年初举行的中国基督教第八次全国会议时, 欣然从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职务上卸任. 现仍任基督教全国两会咨询委员会两主任之一。
我在基督教全国两会(即全国三自和全国基协) 前后共30多年，除联系、访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两会和教会以外，主要参与以下方面的工作：
1、编辑赞美诗本。教会重开以后，急需出版的是《圣经》与赞美诗本，因在公共崇拜及个人宗教生活中都需经常使用。我由于从小学钢琴，并对教会内各宗派诗歌比较熟悉，于1981年便担任圣诗工作小组（后改名赞美诗（新编）编辑部）负责人，于1983年出版了《赞美诗（新编）》简谱本，1985年出版了五线谱本，1998年出版了中英文双语本。该诗本共有赞美诗400首，除了选用教会传统及各宗派代表性的诗歌以外，从推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出发，还吸收中国基督徒创作的作品达106首，占总数1/4强，受到国际基督教界重视，其中有的创作诗歌已被外国教会所采用。该诗本已发行1500万本以上，是全国基督教内普遍使用的赞美诗。目前我仍在主持《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的编辑，补充本将另加200首诗歌扩大使用。此外我还负责编辑出版了《赞美短歌（新编）》。
2、制订教会规章制度。 基督教过去从外国传来，在我国分为许多宗派，组织体系各异。1958年中国基督教走上联合礼拜的道路. 拨乱反正以后，宗派性组织已不复存在，我国教会进入“后宗派”时期。为使各地教会在明确信仰、接收信徒、规范圣事、按立圣职、指导教堂、聚会点组织方面有章可循，基督教全国两会设有教会规章制度委员会，我在该委员会内长期任职，参与《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的制订与历次修订。在我所编著的《你了解“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吗》一书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这项工作的发展经过。
3、推动自传及神学思想建设。 我从五十年代便深刻体会，基督教如何阐述自己的信仰，直接关系到信徒是否能做一个好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好公民。基督教必须重视“自传”，它不仅是指中国人自己传教，而且传教的内容要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引导“爱国爱教”的方向。九十年代，我参与了自传研究小组（后改为自传研究委员会）的工作。1998年，丁光训主教发起神学思想建设，基督教全国两会在1998年的全体委员会议（即济南会议）上作出决议，要求发挥神学理论对于教会建设(特别在自传方面) 的指导作用，使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更好地相适应。我任全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期间，神学思想建设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曾协同主持地区性的研讨，组织写作班子，大力予以推进。
4、扩大对外交往。我自1980年以后，在丁光训主教、韩文藻会长的安排下，参与了基督教界不少重要的出访与接待。如1981年中国基督教代表团首次对香港教会的访问；对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对坎特伯雷三任大主教（Ramsey，Carey ，Williams ）、对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三任总干事（Philip Porter，Castro, Kobia）的接待等。我在这30年中，作为中国基督教的使者，到过五大洲20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作为一名基督教妇女，我于1988年率中国基督教妇女代表团访问英国，1995年在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代表中国基督教妇女事工委员会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共同组织名为“妇女•基督教•社会”的讨论会，并作主题发言，效果较好，受到中国组委会的嘉奖。
我曾于1991年被推荐去日内瓦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研究机构博赛学院进修了4个月，使我开扩对普世教会的认识，并提高业务及英语水平。2005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神学院赠我名誉神学博士学位.
在我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期间，我较多地投入对外交流方面的工作。我策划并主持了2004年在香港、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亚特兰大、纽约三地，2007年在德国科隆、巴伐利亚二地一共6次“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的巡展，观众共达5万人以上。我们通过中国基督教这三十年来已印刷、发行4000多万本《圣经》这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及同时举行的研讨会、座谈会、音乐会等活动，帮助外国基督徒了解中国基督教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正蓬勃发展的事实，增进了外国基督教与我国基督教的友谊；同时通过这一工作，扩大与外国基督教领袖（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著名福音派领袖葛佩理及其机构）的交往。在美国举行上述展览会时, 愿意担任顾问表示支持的美国教会领袖达60多人，媒体反应正面, 取得较好的效果。
此外，我在全国两会长期驻会，也参与编辑有关书籍，包括沈以藩主教的《讲台侍奉》和《论坛心声》、台湾著名基督教人士《寇世远研经选编》等，并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等专著中撰写文章。
1992—1997年我还兼任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1997—2002年兼任主席。我联系上海各区县的教会，主要推动传教人员投入神学研讨，帮助他们提高讲道水平， 曾经组织他们共同编写小册子《怎样看待“圣经密码”》、《属灵探讨》、《众教牧看“神迹”》,以正确引导信教。为了不脱离基层教会及信徒，我自己一直义务参加上海怀恩堂的教会工作，包括讲道等，并于1988年被按立为牧师。《曹圣洁牧师讲道集》已于2008年出版。
（五）
改革开放以后，我还参加了宗教学术研究和较多的社会活动。
上海宗教研究所按照罗竹风所长的思路，以研究中国的宗教现状为重点，力图通过研究，找出宗教在我国存在的基础与发展规律。我在宗教研究所工作期间,除了较多地参与基督教方面的调查研究以外，还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的编写。该书是“六五”全国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在时任宗教研究所副所长肖志恬的主持下,在大量调研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宗教在我国已发生深刻变化，宗教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观点,开始纠正过去学术界只看宗教的消极作用，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视作宗教的定义，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左的观点。该书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对我国宗教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上海宗教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于1984年、1986年曾两次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退休后，我一直积极参加上海市宗教学会的活动，1997—2008年担任该学会副会长。
我于1958年被选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代表，1963年后任静安区第四至笫七届政协委员。1988年起当选上海市第九至十届人民代表。1990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问题的通知》，强调为了进一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必须抓紧宗教立法。1991年我在市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上，领衔提出了“要求制定上海市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法规”的提案，罗竹风以及其他宗教领袖马人斌、沈宝智等15人联署。我们以上海市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情况较好为由，要求总结经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有法律依据。该提案立案后，进展较慢，在1994年市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我再次领衔提出要求加速制订该法规的提案。“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于1995 年11月，经市十届人大第23次常委会通过实行。我于1995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以后连续担任第九届委员、第十届常委。这些社会职务对我来说，与其是荣誉，更直接的是提供较多的学习机会，帮助我进一步开扩眼界，关心形势，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作为宗教界的委员,尽量以提案、发言的形式帮助各界正确了解基督教, 支持基督教走独立自主道路, 并反映宗教界的合理诉求. 我在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四次会议上领衔提出的“关于加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宣传和调研”案，被评为该届优秀提案.
我除了在基督教任职以外，1982年开始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执委, 1991年起兼任该会副会长；2002—2007年任上海市红十字会理事；2003年起任爱德基金会理事，鼓励基督教界大力投入社会服务。2001年起我还任上海市反邪教协会理事。
在对外宣传方面，我曾于1998、2001年两次率中国宗教代表团参加在挪威举行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会议和会谈；2000年参加了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宗教及精神领袖两千年和平会议”；2001年以妇联成员身份参加联合国第37届人权会议并发言；2003年随国家宗教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在这些会议上，我都以宗教界的切身感受，揭露达赖喇嘛从事分裂国家的伪善本质。我自2002年担任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曾参加2002年于印尼召开的亚洲宗教和平大会（2002—2008年任亚洲宗教和平委员会理事），以及2006年在日本召开的世界宗教和平大会。
（六）
回顾自己的人生，虽然年青时生活艰难，但凭着基督教信仰所赋与的力量，以及新中国带来的教育和培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机遇，使我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中国基督教由于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一切活动，人才严重断层。1980年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时，我还不满50岁，属老中青结合的班子中“青”的范畴，义不容辞地逐渐起了承上启下的“填充”作用。我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的要职。在大量工作面前，我时感力不从心，也常自省没有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我始终认定：只要工作需要我，我应该努力去做；即使能力不济，也要为此尽力学习。今年2月我很荣幸地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我目前的健康情况尚可，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为教会再作贡献。（2009年4月15日）